演变中的广东模式

作者:肖滨 发表时间:2012-5-2 10:53:14

—— 一个分析框架


  【摘 要】在中国模式的论述语境中,广东模式是中国模式的地方样本。就历史起源而言,广东模式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精英主导、社会推动四种合力的产物。从构成元素和结构形态来看,广东模式是一个由集刚性和弹性为一体的威权体系 ( 政治) 、双重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 ( 经济) 与参差不齐的非均衡社会体系 ( 社会) 构成的新旧元素混合、结构尚未定型的混合体。广东模式的历史定位是,从以前僵硬的国家吞噬市场和社会的一体化体系向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结构分化、良性互动格局转型中的一种过渡形态。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是广东模式的精神内核,不断为旧体制注入新元素的制度创新是广东模式的实践品格。广东模式面临来自表层和深层的双重挑战,其未来转型取决于改革开放大业在广东和全国的深入推进。


  【关键词】广东模式 演变 集刚性和弹性为一体的威权体系 双重主导的经济 发展方式 非均衡的社会体系


  一、从中国模式说起: 对学界争论的梳理


  如果说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形成了所谓广东模式,那么,广东模式也不是孤立的,它不过是中国模式的一个样本而已。因此,有必要把广东模式置于中国模式的大框架下来讨论。不过,麻烦的是,围绕所谓中国模式的问题,学界充满分歧和争议。因此,适当梳理这些分歧和争论就构成了进一步讨论的前提。


  概括而言,围绕所谓中国模式问题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对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争论。针对这一问题,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坚决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认为中国的发展与东亚以及其他国家的发展相比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而且中国还处于发展过程中,缺少模式所必需的成熟的、定型的东西 ( 李士坤,2010; 黄亚生,2011) 。第二种观点认为要慎用中国模式,因为模式一词有示范、范本的涵义,但中国并无向其他国家输出经验之态度 ( 赵启正,2009) ; 同时,中国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讲模式有定型之嫌,不仅容易导致自我满足、盲目乐观,而且还会转移改革的方向,因此,这部分学者更赞成使用中国特色” “中国道路等表述方式 ( 李君如,2009) 。第三种观点认为存在中国模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包括北京大学的潘维、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等; 他们认为如果一味排斥或否定中国模式这一提法,就会丧失在这一问题上的话语权 ( 肖贵清,2011) 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中国发展本身的意义更不容忽视 ( 郑永年,2010)


  二是如果存在中国模式,那么如何界定这一概念呢? 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存在着狭义和广义两种方式。在讨论的初期,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将中国模式狭义地界定为经济增长模式。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以综合性的视角看待中国模式,将其广义地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概念,例如丁学良就主张按照社会科学学科划界的规范提法,把中国模式定义在政治经济学的领域,是在国家政权、国民经济、民间社会三大块连接界面 ( interface) ( 丁学良,2011)


  第三个争论集中于中国模式如何形成的及其具体内容是什么。就中国模式的形成而言,一些学者溯源至 1949 年,认为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后30 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中国模式源于建国以来的试错” ( 潘维,2010 ) ;不少学者却认为中国模式形成于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秦宣,2010) ;丁学良则将 1989 年夏作为分界线,将 1970 年代末期到 1980 年代末期的十余年时间定义为中国模式的史前阶段” ( 丁学良,2011) 。关于中国模式的具体内容,潘维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论述,认为国民经济、民主政治、社稷体制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 ( 潘维,2010) ; 丁学良则把中国模式解剖为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子系统,即以核心的列宁主义为顶点,以社会控制系统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为支点的铁三角 ( 丁学良,2011)


  四是如何看待中国模式框架下不同的地方形态。最近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采用全国一盘棋的方式,不少地区结合自身实际,在中央的指导下,各地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一些较有特色的地方发展模式,例如,浙江模式” “广东模式以及近年来随着薄熙来主政重庆以后实施一系列新政所形成的重庆模式等。如何对这些地方模式进行理论解释和历史评价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话题,而最近围绕重庆模式以及广东模式的讨论则集中反映了学界在此问题上的分歧。


  详细评价上述争辩与分歧不是本文的任务,不过,正视如下基本的历史事实却是我们理性面对这场争论的前提: 最近 30 多年来,中国在推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和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为了实现政权巩固、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的复合目标,采取了一套软硬搭配、相互协同的组合应对方案,形成了一种集政权体制格局、经济增长方式、社会稳定机制为一体的政治、经济、社会相互联动的发展套路。我们虽然不赞成将此发展套路视为已经定型、可以推广、可以效仿的榜样以致把它命名为中国模式,但是鉴于中国最近 30 多年来却有自己比较独特的发展套路以及为了讨论对话的方便,姑且接受中国模式的说法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在这一前提下,一方面,我们赞同把中国模式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概念,即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为一体的概念,而不是定位为纯粹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并且大体接受丁学良关于中国模式三分架构的论述框架;但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丁学良的判断论述相对比较粗略,而且没有分析中国模式框架下多样复杂的地方形态。其实,这些不同的地方形态既体现了中国模式的一般特性,同时也具有某种特殊性; 广东模式是这些具体形态中的一个典型,在中国模式的框架下有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故我们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广东样本。解剖这一样本既有理论意义,同时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因此,在上述学术语境下,本文尝试通过讨论以下三个问题搭建一个把握、反思广东模式的分析框架: 广东模式从何而来? 其具体内容是什么? 如何在把握历史的基础上展望其未来的走向?


  二、广东模式的历史由来: 四种合力之结果


  如前文所述,关于中国模式的形成时间,有学者认为是始于 1978 年的改革开放,也有人认为应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在我们看来,在中国模式或广东模式中,政治权力架构的内核部分之形成肯定不是始于 1978 年: 如果追述这一政治权力架构内核部分形成的历史脉络,那么,有理由说,上个世纪中共创立江西苏区时期是其发源期,中共抗战前后在延安的 13 年是其定型期,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则是其扩展期。不过,中国模式的另外两项主要内容——市场经济的兴起和社会层面的诸多变化,则是随着 1978 年改革开放而逐渐出现的。基于这一判断,本文认为对中国模式以及广东模式形成的分析,需要有长远历史维度的考量,不过,分析的重点确实应该集中于改革开放以来 30 多年发展的历程。从这一角度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模式的形成是四大因素合力的产物。


  首先,广东模式形成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之中。自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连续不断的改革开放为广东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土壤,离开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无法理解广东模式的出现与发展。在中国最近 30 多年的历史中,广东在开放与改革两个维度上充分展现了其先行一步的姿态: 从开放看,从率先创办经济特区到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广东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对外开放始终被置于先导地位 ( 蒋斌、梁桂全,2008) ; 就改革而言,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广东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改革的主战场,大胆进行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和相关的行政改革以及社会改革,推动改革从单项突破到综合配套、从外围战到攻坚战、从个点先试到全面铺开的不断展开,成为全国改革的实验区和示范区 ( 蒋斌、梁桂全,2008) 。正是在 30 多年改革开放历史大潮的涌动中,广东模式才得以浮出水面。


  其次,广东模式是广东省三代主政者的历史接续中形成的。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和直接关怀下,广东省三代主政者前后接续推动了广东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代广东主政者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习仲勋和任仲夷,任仲夷是其代表,他们不仅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为广东省争取了较高的地方自主权 ( 即广东可以实施某些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推动广东内部的开革开放,为广东的经济起飞创造了前提条件,而且以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三放政策为广东模式的形成奠定了精神基调; 第二批主政者包括林若、谢非和李长春,谢非是其代表,他们在推动广东经济建设的同时大踏步地深化了广东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 第三代主政者包括张德江和汪洋,汪洋是其代表人物,他们在保持广东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开始着手进行社会建设,并尝试深化某些政治行政层面的变革,力图使广东成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因此,广东省三代主政者在中央的领导下前后接力为广东模式的形成提供了政治的延续性。


  再次,广东模式形成于三波思想解放的过程中。第一波思想解放开展于 20 世纪 80 年代,其焦点是冲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这一时期主政广东的习仲勋与任仲夷是批判两个凡是的先锋人物,尤其是任仲夷在先后发表的 《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与 《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两篇文章中针锋相对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 ( 向明,2000) ,从根本上破除了两个凡是对广东的思想束缚。这一波思想解放为广东率先改革开放从思想上扫清了障碍。第二波思想解放发生于八九风波之后,其矛头指向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论。此时主政广东的谢非以三个敢于为广东的思想解放定调: 敢于从实际出发,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标准,摆脱不符合形势发展要求的旧观念和理论束缚; 敢于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不去人为地给它贴上什么的标记; 敢于从经济发展差距看到思想认识的差距 ( 陈建华,2004) 。这一波思想解放不仅为广东经济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腾飞提供了精神动力,而且为广东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清除了思想障碍。广东的第三波思想解放在汪洋 2007 年主政广东后启动,其核心内容在于强调科学发展2007 12 月,在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汪洋提出广东要进一步拓展解放思想的空间,以改革开放初期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闯出一条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路子。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三波前后相继、持续推进的思想解放为广东模式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最后,广东模式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大众的参与和推动。“20 世纪 80 年代,富于冒险精神的广东人抓住机遇办企业、做生意、拓展市场,获得了原始积累,冲到了全国的前列”( 周兆晴,2007 40) 无数投入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企业家、个体户不仅是广东经济实体中的创业者,而且是新体制身先士卒的探索者,他们的创新活动汇集成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不断推动经济摆脱旧有的轨迹和模式,打破原有的均衡状态,实现了新的发展 ( 舒元,2008) 。除了这些创业的企业家和个体户,无数进入广东打工的农民工、活跃于广东媒体中的新闻工作者以及许许多多普通的劳动者,他们都是推动广东模式形成的重要力量。很难想象没有社会大众的参与和推动,能够形成所谓的广东模式。


  总之,广东模式是历史的产物。除了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外部机遇外,广东模式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精英主导、社会推动四种合力的产物。


  三、广东模式的支点之一: 集刚性和弹性于一体的威权体系


  在丁学良建构的关于中国模式的三角关系叙述框架中,处于三角关系中顶端位置的是被称之为核心的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总体而言,这一判断是成立的,但如果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那么,如此把握不仅显得过于粗疏,而且过于简单。实际上,30 多年来,一方面,这一权力体系的内核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依然奉行列宁主义的一党执政的基本原则,因而其内核结构保持了非常刚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这一权力体系适应 30 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变化,已经在外层或边缘部分进行了很大的调整和变化,故其展现出富有弹性的一面。正是这种不变的刚性结构和变动的弹性特征集为一体,构成了中国模式中的权力体系。我倾向于借用黎安友所说的韧性威权”(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的说法( Nathan2003) ,更具体地称之为集刚性与弹性为一体的威权体系。由此来看,广东模式作为中国模式的典型范本,其权力体系当然具有刚性和弹性的双面性,不过,其更为重要的特色在于其展现出更多的弹性。具体说,这种弹性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权力关系的调整和松动。


  如果说在 1978 年之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是经济资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那么,与此相互依存的则是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邓小平曾对此作过深刻的分析: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情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 ( 邓小平,1993 328 329) 这是从执政党的角度来观察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如果从国家层面看,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体现在纵横两个维度: 在纵向上,不仅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地方缺少自主权,而且权力集中于省级权力机关,市、县以及基层缺乏自主权;在横向上,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政机关,以致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和政社不分。在严格的学术概念中,前者是集权主义; 后者则是全能主义。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广东以推动经济增长为中心目标,针对上述集权主义和全能主义实行三权改革”——放权改革、还权改革和限权改革,实现了对权力关系的调整和松动:


  ( 1) 放权改革。放权改革涉及纵向层面,包括中央向广东的放权改革和广东省向市、县、乡镇的放权改革。这里集中讨论后一方面。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中央向广东省放权,广东省就开始积极推动向市、县、乡镇的放权改革。就实质而言,放权意味着给与省以下的各级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 从层级来看,放权涉及省对地市放权、地市对县放权、县 ( ) 对乡镇放权三个层次; 从方式来看,既有财政权和审批权的下放,也有综合性的放权 ( 肖滨等,2008 189) ; 从过程来看,广东的放权改革持续不断,一直延伸到现在,例如,最近一轮放权改革集中表现为向地级市的区和乡镇放权,佛山市顺德区和汕头市濠江区等地放权改革以及在东莞、中山等地推行向乡镇下放权力的改革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来源: 《公共行政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