吁求“新中国模式”

作者:张广昭 发表时间:2012-5-2 10:59:15

当前,无论是国际体系中流行中国统治说,还是中国崩溃说,都说明21世纪的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研究正牵动着全球学者的问题意识。


  虽然对中国模式一说,学界仍存在着诸多争议,但倘若放下意识形态分歧以及价值评断思维,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客观上的确存在着一种中国模式。同时,笔者非常认同这种发展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的观点,亟需对其进行更新换代。


  按照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观点,中国模式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模式,包涵政治、社会和经济三个子系统。这三个子系统或支点分别是:核心的列宁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然而,无论是严肃学者还是普通民众,都深切感觉到这种模式带来的痛苦代价。


  中国模式的昂贵代价


  首先,中国模式在创造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辉煌的背后,剥夺乃至掠夺了相对弱势群体与相对弱势地区,造成了国富民穷、贫富两极分化的后果。过去的几十年,中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而居民收入相对增长却较为缓慢,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5年时的56.18%下降到2007年的43.42%22年下降近13个百分点。也许这些数字不会给人太大冲击,但是当你到中国大陆那些大城市之外的地方去看看,发达和落后、豪奢与贫困的对比显得异常强烈。被相对剥夺的弱势感、贫富差距感,强烈刺激着那些民众的神经。


  其次,中国模式造成了极为昂贵的环境成本和维稳压力。中国模式运行至今的另一大社会成本,体现在对生态系统无情的、常常是残暴的榨取和掠夺。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就曾指出,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低成本的人权优势以及低成本的环境优势。虽然秦晖教授的观点说得有些直接,不好接受,但却不失中肯,存在相当多的事实支持。


  更糟糕的是,权力和资本在通过掠夺环境攫取财富后,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去享受优质的生活(包括移民),需要承担这种环境代价的是那些弱势者。所以在中国,会发现这样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脆弱的环境伤害和弱势群体的伤害往往是连带性的。由此带来的群体抗争愈来愈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之源,山西、内蒙这样的资源大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统计显示,目前起由环境维权的群体事件,仅次于土地维权事件。


  面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多年以来实行的维稳之术,其实质是在压抑矛盾,结果更加激化矛盾;维护稳定,变成制造最大不稳定。改变这种困境的方式,除却改变发展模式之外,别无他法。


  最后是无形的代价,尤其是道德危机以及腐败带来的合法性危机。这层的危机甚至是最致命的。道德危机是浮在水面的社会症候,是标不是本。它的本在于中国当前的这种发展模式,往往忽略、轻视甚至伤害那些底层的个体,不注意保护个人的价值、尊严。中国人并不天然比别的民族麻木、冷漠,更何况中国又是一个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国家。问题在于,当一个人没有制度安全感时,勉强其做一个道德者,太难了。


  一样处于儒家文化圈的韩国、日本和新加坡,政府就清廉得多。问题就在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出了问题,在这种模式下,权钱勾结等权力寻租现象非常普遍。虽然在亨廷顿那里,腐败有现代化润滑剂一说,但是始终得不到有效遏制的话,政府的合法性将会一点点的被侵蚀,直到产生合法性危机。毫不夸张地说,代价绝不止于此。


  新中国模式:广东、重庆经验的糅合


  欣喜的是,近几年广东、重庆等地方的治理探索,为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新中国模式提供了经验支持。1126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广东模式》(The Guangdong model)的文章,并将赋予经济自由化更大政治开放性这一理念,称为广东模式。文章称,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并未将罢工事件看做政治稳定的威胁,事实上,他对工人的要求表示同情和认同,在其推动下,广东的工会组织开始鼓励工人集体与企业进行谈判。汪洋给予在中国受到严重限制的非政府组织更多的活动余地。


  的确,汪洋掌政的广东推崇法治、市场、社会自治这些现代性因素,并在有限政府的探索中走到了前面。可以说,这都是新中国模式应该走的道路和方向。讲中国特色绝不是普世价值的对立面,相反地必须是源自普世价值,包涵普世价值。广东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以说是个很好的借鉴。从广东模式在海外的积极评价,亦可管窥此条道路的国际声誉及其软实力影响。


  另外一个问题,在这里不得不提。那就是,为什么在当今中国的势力如此有市场,为什么薄熙来书记掌政的重庆有那么大的吸引力,百姓幸福感普遍较高?


  问题回到今日中国大陆的矛盾焦点,那就是官商勾结,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太大,缺乏社会市场。长期以来,为了追求高速度增长,中国百姓忍受了相当大程度的不公。所谓兼顾公平,其实是不顾公平。事实上,中共这届领导层上台之初,就意识到改革和发展,已经全面拉大了贫富差距,并适时提出和谐社会包容性增长等理念,承诺要广大民众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但因何在事实上,中国的贫富差距仍在不断拉大,国富民穷更加恶化,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里指出,在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出现大量的集体行动组织;这些分利集团,一旦大到可以成功,就会成为排他性的,会尽力限制分散成员的收入和价值。可以说,现在的矛盾是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在博弈,意识形态问题变得很次要。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往往可以俘获政府,操纵国家政策,弱化国家的自主性。


  更大的问题是,一旦特殊利益集团与公权力公开结合,就不是贫富差距的问题,而是乱了民生,失了民心的大问题。在这一层面,重庆的经验更值得借鉴。总之,如果中国领导层可以吸收广东、重庆治理地方的有益经验,创制一种新中国模式,那将不仅是共产党之福,更是中国百姓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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