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浙江模式”的新解读

作者:陆立军 发表时间:2012-5-2 11:22:21

关于浙江模式的探讨,学术界从来就未曾停止过。新年伊始,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浙江省特级专家陆立军教授和王祖强教授共同撰写完成的《浙江模式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观察与思考》。近日,本刊记者走访了这位年逾花甲的学者。陆教授称,他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关注浙江模式,他和王祖强教授所要诠释的浙江模式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更侧重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来研究浙江发展模式。


  记者:听说您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浙江模式的书,是这样吗?能否简单介绍,您眼中的浙江模式是一种怎样的发展模式?


  陆立军:是的。书名叫《浙江模式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观察与思考》,由人民出版社于200712月出版,这是我和王祖强教授历时两年,合作完成的一部学术专著。我们所说的浙江模式是指在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国际化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浙江所特有的样式、方法、路径和特征。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新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市场、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和市场体制形成过程所具有的浙江地方性特征。


  记者:浙江经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区域经济的内生增长机制,浙江发展模式也成为内源式发展的一个典范。您认为,浙江经济的内源式发展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陆立军:浙江经济的内源式发展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具有根植性、内生性、群众性的创业文化与企业家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之所以能够健康、持续、快速发展,其主要动力源泉就是人们的自主创业,是个人的首创精神、自主竞争和自由交易得到充分发展的结果。正是由于浙江人具有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我发展、自强不息的四自精神,才闯出了一条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路子。当然,在浙江模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各级政府顺应群众的愿望和发展经济的要求,在政策上给予支持,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促进产权制度改革,扩大个人的自主权利,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和维护经济秩序等,则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发展道路的形成和扩展。可以说,浙江自发式发展道路的形成,是社会环境与历史文化条件相结合的产物。


  二是民营、民有、民享的经济体系。浙江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源自一种能创造出增长和财富的动力,这就是自下而上的创业精神和保护个人财产权利的政策环境。实践证明,民营经济的繁荣发展,对于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增加就业机会,维护社会稳定等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978年至2006年,浙江GDP增量的70%和工业增加值增量的75%都是由民营经济创造的。十五期末,浙江限额以上非国有投资占同期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的63.6%。在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温州、台州、义乌等地区,近几年城市建设资金的80%以上都来自于民间。活跃而充裕的民间资本,已经渗透到浙江的各行各业,并逐步在区域内形成了民众投资、民间营运、全民分享的自我循环发展体系。面对我国日益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非常适合市场化运作的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结构,为浙江的经济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是民间资本主导的自主型、创业型、市场驱动型发展。浙江经济的发展不是主要依赖于政府大规模投资、国家地区优惠政策,或得到政府大量补贴的外国直接投资。全国首家个体私营企业、首家股份合作制企业、首家实行利率改革的信用社、首家股份合作制城市信用社、首部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地方性法规等等,都发源于浙江。适合市场运作的产权制度的率先确立,使浙江企业优先分享到了我国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发展的巨大利益。


  四是服务型有为政府和公正、透明、可预期的体制框架。在浙江,市场力量发挥了自组织的功能,政府则起着促进性和辅助性的作用。浙江模式是市场经济中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地方政府层面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商人(业主)的集体行动与政府的开明决策,促成了浙江市场的兴起和产业的发展。在市场化进程中,浙江各级政府注重转变观念,改进工作方法,规范自身行为,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少干预多引导,少限制多服务,少宣传多实干,着力转变企业的经营体制,完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营造公正、透明和法制化的区域发展环境,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加充分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更高效率的政府服务,而将更多管理职能下放给行业协会、同业商会等民间组织,通过建立民间行业性自律组织来弥补市场缺陷


  记者:在全国范围内,浙江模式对其他省市的经济发展具有哪些借鉴意义?有哪些发展经验是值得推广的?


  陆立军:在中国不同的市场化模式中,与苏南模式珠江模式相比,以温州模式义乌模式等为代表的浙江模式的可扩展性更强,具有较为广泛的典型意义和较高的借鉴价值。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的财产秩序的形成与扩展。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社会宏观层次的所有制结构与企业内部微观层次的产权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步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多元混合的企业产权结构。这种新的财产秩序和新的财产所有结构为浙江人民艰难创业、大胆创新提供了内在的、清晰的、可累积和可控制的产权激励机制,使经济发展与人均收入、财政收入、进出口贸易、金融资产、市场物价等重要经济指标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这种新的财产秩序和新的财产所有结构,可供中国其他地区的所有制改革与结构调整借鉴或参考。


  其次,新的市场秩序的建立与扩展。在浙江,专业市场不仅是一种专业化交易组织和资源配置方式,而且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一大商贸流通产业,一些大型专业市场已成为我国地方工业、产业集群融入国际经济、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平台和通道。浙江专业市场的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表明,专业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必须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度来考察和研究,视角要从单纯的专业市场转向产业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社会领域,如产业集群、新兴商业资本、新型市场业态、现代物流、政府作用等等。


  三是新的企业组织的形成与扩展。改革开放以后,浙江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完成了从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成为基本经济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转变。时至今日,民营经济已占据全省经济的半壁江山,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明显的推动作用。浙江民营企业背靠大国经济和国内统一大市场,依托自主创新,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走全国布局或跨国经营的路子,打响浙商品牌,逐步实现了从生产加工型企业向大规模品牌生产集团和商贸集团的转变,发展成为国内领先或具有国际水准的企业。


  四是新兴产业资本的形成与扩展。浙江民营经济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生产企业规模扩大,一些企业集团将品牌资源和一定的资产,与浙江在外的百万供销大军相互嫁接,构筑了遍布全国的独享式销售网络,截留了商业链条中的大部分利润。在实力提升的基础上,浙江众多民营企业率先走出去发展,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与此同时,还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壮大自己。


  五是新兴产业区的形成与扩展。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走出了一条以专业市场、民营经济和产业集群为显著特征、富有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当前,浙江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从传统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到机械、电子、汽摩配等重化工业再到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的显著轨迹;产业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地方产业集群逐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之中。尤其是随着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在产业结构中比重的增加,浙江以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为突破口,开始走上主要由信息化推动、以发展先进制造业为重点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六是新的劳资关系的形成与扩展。浙江私营经济发展的历史较长,私营企业的规模较大,劳资矛盾暴露得比较早也比较充分,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目前,在浙江,劳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愿互利的新型合作关系,合作与共同利益是主流,冲突与利益对立是支流,在私营企业中存在的劳资争议和冲突,其性质不是你死我活的对抗性关系,而是反映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差异的非对抗性关系。浙江发达的私营经济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使劳动力市场中的城乡分割和部门分割被弱化。经过努力培育和建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基本形成,初步发挥了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最后是新的收入分配秩序的形成与扩展。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逐步形成了以市场化和效率优先为主要特征的有自身特色的收入分配制度,尤其是按生产要素所做贡献分配的观念的确立,使生产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逐渐成为个人收入分配的基础性调节机制。目前,浙江居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如储蓄存款利息、购买股票所得股息和红利、购买债券所得债息等等。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快速发展,但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明显扩大,在深化市场取向改革和追求效率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形成了先富帮助和带动后富、以实现共同富裕为长远战略目标的新分配模式。浙江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表明:中国体制转轨的成功在于它实际上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改革过程,改革的成功首先是由于进行了分权改革,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传统计划体制缝隙中的市场经济因素,激活了存在于地区和民间的生产要素;分权改革形成了新的财产秩序和市场秩序,从而调动了地方和民间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而推动了区域经济高速发展和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上述这些对我国其他省市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记者: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其他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浙江率先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普及全国,这是否意味着浙江模式的价值已经丧失?其未来发展的竞争力体现在哪里?


  陆立军:浙江模式的优势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以有形的经济形式存在,如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专业市场的形成、小城镇建设、区域特色产业的兴起,这些浙江都曾经在全国率先获得发展,现在在其他地方也获得了很大发展,相应地,浙江先发优势也就削弱了。另一种以社会关系和商业意识的形式存在,即人文环境和商业传统,个人自主意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体系等,它们根植于人的精神、观念和社会关系之中,是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它能够转化成经济资本,推动经济资本发挥更大的效率,构成了经济社会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源。这些社会关系和商业意识都是经过长期培育和积淀而形成的,其他地方难以很快模仿和形成。


  浙江模式的前景在于率先完成从初级市场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近30年来,浙江以民营企业为载体,率先培育了市场主体;以商品市场为基础,基本建立了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政府职能转变也相对领先,有力地推动了浙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但是,迄今为止,无论从企业组织制度和市场体系看,浙江经济都具有初级市场经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绝大多数市场主体为中小企业,无论在企业制度上还是组织形式上,都以家族制为核心,尚未完成向产权社会化、经营集中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在体制的结构、运行的机制等方面,还保留着较浓的计划体制色彩;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要素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发育相对滞后,尤其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产权制度、信用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建设更是任重而道远。因此,如果一味满足于现有的改革成绩,甚至产生改革已经完成、再无处可改的想法,就将严重影响和制约浙江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必须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国际环境,加快推进体制创新和法制建设,努力建立起规范、公正、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也是推进浙江模式创新的制度保证。


  记者: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政府和企业、企业和雇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等关系方面,浙江都在实践中创造了不少独特的经验。这些经验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哪里?


  陆立军: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关系: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快、机制活、民间资金雄厚,使得国有经济改革中既可吸引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又能充分利用民间资金充裕的优势,吸收和集聚非国有的社会资本,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要企业由国有资本控股,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提高了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从而走出了一条在市场经济中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路子。


  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在市场化进程中,浙江各级政府注重转变观念,改进工作方法,规范自身行为,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少干预多引导,少限制多服务,少宣传多实干,着力转变企业的经营体制,完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营造公正、透明和法制化的区域发展环境,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加充分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更高效率的公共府服务,而将很多管理职能下放给行业协会、同业商会等民间组织,通过建立民间行业性自律组织来弥补市场缺陷。对修桥、铺路等城乡社会事业建设,政府抓规划,民间来投资和运作,形成了一种政府与民间平等合作、群众广泛参与社会事业建设的局面。


  企业和雇员的关系:目前,浙江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在总体上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劳资双方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是浙江劳资关系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在私营企业中广泛存在的劳资争议和劳资冲突,其性质不是你死我活的对抗性关系,而是反映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差异的非对抗性关系。因而,解决的方式也是非对抗性的,是有利于合作互利、共同发展。在浙江,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市场化特征明显,冲破了户籍、身份、地域、血缘等传统社会关系的束缚。劳资关系中一些高层次的、并延伸到社会关系的问题在浙江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如为保持劳资关系的稳定、和谐,为留住人才,杭州、宁波、温州、义乌等地一些上规模的民营企业,已经在逐步解决外来民工结婚、家庭、子女教育、住房、社会文化环境等更高层次的问题。


  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在大力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浙江也十分注重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为此,提出要实施八八战略,发布了《关于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建设文化大省纲要》、《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资源要素制约和环境承载压力,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解决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等目标出发,提出了系列举措。中共浙江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坚定不移地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的工作主题,这既是对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经验的高度概括,更是新阶段指导浙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总战略。

来源: 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