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网举办“民间组织发展与中国社会转型”研讨会

作者:黄南 发表时间:2013-4-22 15:41:37

  2013414-15日,共识网和《领导者》杂志在武汉举办了主题为"民间组织发展与中国社会转型"的研讨会,来自世界与中国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学者参加了研讨。本次研讨会主要分为“公民社会兴起对重启改革的意义”、“非营利组织的现状与问题” 、“民间组织立法问题探讨”三个分议题,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宪政法学中心主任刘培峰分别做了主题发言。

会议合影

  民间组织的兴起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发生的重要现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的重大变迁,民间组织已成为我国社会中重要的自主力量,发挥着多重社会功能。在本次研讨会上,通过对民间组织发展现状的分析,学者们探讨了公民社会的建设在中国为什么如此之难,公民社会兴起对重启改革的意义,如何能解决中国公民社会发展问题,民间组织立法的中国路径等问题。

会议现场

  在第一阶段的主题发言中,主讲人李凡先生生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道路的根本出路主要靠公民社会。李凡先生生认为,中国公民社会有两个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因为公民社会本身很弱,所以非常希望政府能允许他们生存下来,第二阶段,社会虽然跟政府相比仍然很弱,但是已经可以跟政府说“不”了。李凡先生生指出,公民社会的兴起有几个标志。第一大标志是NGO组织大量出现。第二个特征,社会运动大量出现,其中最突出的当属维权运动,包括环保运动,各种各样的社区参与等都在发展。第三个特点,是网络参与的兴起。第四,中国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当中出现了大量的成千成万的独立候选人。

  李凡先生认为,国家方面对于改革没有任何的动力,动力基本在社会领域。并认为在社会需要的情形下,政府可能会释放一些权力,给社会一些公共参与的机会,但是不会做大的改革,特别是涉及到选举以及相关的改革,政府可能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采取稳妥的办法,或者是不想改的办法。也有可能在法律的环境上做一些调整,一些适应社会的需要方面的改革。

  主题发言后,各位学者围绕研讨会主题和主讲人李凡先生的发言发表了精彩看法。

  郁建兴教授认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最终动力一定来源于社会支撑,国家社会的变迁不是意识形态的附属,一定是跟国家和社会的博弈和较量所产生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对于重启中国改革的意义不仅仅是反对国家主义,还要反对经济主义。

  张千帆教授认为民间组织的发展无论是事实上的发展还是法理上的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的促进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张千帆教授的三个主要观点是:第一,结社是公民自我保护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机制。第二,对于政府来说民间组织可以帮它省很多事, 帮它解决问题。第三,对于中国社会转型,帮助公民培养他们自治自我管理的能力。

  萧功秦教授主要谈了三个问题:公民社会的建设在中国为什么如此之难,如何能解决中国公民社会发展问题以及在此问题上的中国路径问题。在如何来形成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路径问题上,他觉得应该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社会自治组织通过社团法的保护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社团的登记,形成多元自治的。另外一方面,发展公民社会要注意的一个前提是我们国家全能主义这个结构的特点,认为“法团式的结构”才是能够被我们现在的官员比较容易接受的公民社会组织。

秦前红教授指出,中国行政法的学者是走得最远的,中国有无数的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程序法,但这无疑是失败的,因为已经陷入到法制越多秩序越乱甚至秩序全无的情况。秦前红教授认为,在谈公民社会的发育问题、谈论中国梦的时候,中国的法治发展如果没有民主力量的支撑,就没有安身立命之地,权力的狂妄问题一定要民主来解决,靠法治本身没有办法把权力关到笼子里面去,制定的法再多也可能没有老百姓的几张选票管用得多。

会议现场

  陈浩武先生指出,民间社会的发育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政府的反组织化。他列举了台湾社会转型当中的四种力量说明社会转型必须是要有千千万万的民间组织来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

  在第二阶段关于“非营利组织的现状与问题”的主题发言中,主讲人康晓光教授首先把政府-社会关系的现状做了介绍,他认为这种现状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冲突与合作并存。他认为一盘散沙的个人社会对于政府来说并不重要,对于政府来说真正有力量的公共是组织起来的,民间组织与政府垄断权力之间存在冲突的必然性,但是由于双方都要提供公共物品,又存在合作的可能性,正是由于这种冲突的必然性使得政府的策略对它采取限制或者控制的策略,由于存在着合作的可能性,所以政府又有可能发展和支持,所以政府也会采取双重的策略。康晓光教授认为,至少从现状来说根本不存在公民社会,即使我们看到了一些社会组织,但是实际上这些社会组织真正完善功能齐全的社会组织很少,大量的起主导作用的呼风唤雨的组织是延续新建收编合作之后的组织,都是很听话很温和的组织。

  康晓光教授提出“行政吸纳社会”的概念来概括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认为这种形态是一种过渡性形态,它强烈依赖于权威主义体制的存在,如果没有这样的权威主义政治的存在的话这样一套东西是行不通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力量和权谋较量的结果,这里面没有让人心悦诚服的东西,没有合法性,只是目前的权宜之计。康晓光教授提出解决方案。并认为,民间组织的问题,从政治社会学维度来说就是权利问题,结社权能不能兑现,从社会管理学角度来看,公共物品的供给到底是采取计划的思路还是采取市场的思路,是不是开放,是否允许社会参与供给,是否允许社会自主选择,由谁供给以及供给什么东西。大体上来说,解决之道在于兑现宪法权利,开放公共物品的空间。

  最后康教授把公民社会的一个理想蓝图概括为“君子社会”的概念,把公民权利与儒家传统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并简要阐释了公民在社会中信任、团结、互助与中国儒家文化的内在联系。

会议现场

  主题发言后,各位学者发表了精彩观点。对于康教授的“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的观点许多学者表示持有不同意见。刘太刚教授从把公民社会看作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的这个领域的角度来讲,认为公民社会存在,但是需要有培育。李凡先生引入“公民社会的人口”的新概念说明并非要参加什么民间组织,公民在表明自己的独立和自由精神,就是公民社会。郁建兴教授指出我们都认为社会组织整天希望政府放权,基层政治整天希望高层放权,实际上不是这样,实践与理论逻辑实际上是存在差距的。

  陈浩武教授肯定了民间组织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提供精神资源的观点,分析了社会中的宗教和信仰问题。贺卫方教授指出,社会变化的同时政府也在发生某种变化,司法改革过去十年中处在很纠结的状态之中,政府在提社会主义法治概念的时候,包括公平正义,司法为民,同时也包括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放在最后是最重要的,贺卫方教授指出这些的提出在国内的法学界引起的争议非常大,几乎是全方位的反叛和对抗,对抗的结果是可以发现没有办法在理论方面自圆其说。《领导者 》杂志主编李文子女士结合自己九年多的半个NGO的实际营运和自身的体会谈了感想。著名作家野夫先生指出,民间组织和民间社会更多还是理性的人,如果没有在这个时代开始充分培育民间社会的话,一旦出现紧急状态,疯狂的报复和清算才是整个社会的灾难。

在第三阶段围绕“民间组织立法问题探讨”问题,主讲人刘培峰教授做了主题发言,他认为,非营利组织牵扯到很多法律部门,牵扯到宪法中的结社自由,更多是非盈利部门的,牵扯到司法问题,还牵扯到税法问题,以及行政法问题。在公民社会发展现在缺少什么法律问题上,刘培峰教授认为缺少两位法律:结社法和非盈利组织的基本法。

  刘培峰教授分析了缺乏结社自由引发的六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由于缺乏一个社会组织化机制,社会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中介层,结果是上层缺乏压力,所以出现上层寡头化,下层碎片化的现象;第二,缺乏有组织的参与以后,公民有序参与成为空泛化,形成了庇护效忠式的参与,不能形成竞争式的参与;第三,因为大量的人被抛出体制之外,在没有其他办法情况下,他们采取各种极端化的方式,现在吸纳性参与毕竟是有限的,最终带来的危机是精英的边缘化等很多问题;第四,缺乏组织的支持,社会治理无力化,一旦出现社会治理的问题的时候,一盘散沙的程度,现在的问题是找不到问题的原因;第五,缺乏支持性的组织和倡导性组织,制度变迁缺乏动力。制度内卷化趋向非常严重,没有干什么事就开始总结经验,就开始推广模式,并列举了向非洲培训“多党合作下的中国共产党怎怎么管理”,“国有体系之下行业制度怎么发展”两个例子;第六,就是社会组织不发达的时候,出现了无所限制的国家和无所限制的市场,市场组织在滥用其优势地位,很多企业没有消费者组织的抵制,没有工会,没有一个工会体系劳资关系无法解决,环保组织的作用没有起来的时候也在恶化,我们就出现了坏的国家主义和坏的市场经济。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解决问题,刘培峰教授提出是否可以采取一种渐进方式的思路,包装一下,先制定一个非营利组织法,把结社自由重要的东西包装到里面去,如果结社完了之后都是宗教组织和政党的问题,到中间性组织,再到政治性参与组织,这是整个组织链条框架中的环节。刘培峰教授提出的总体思路是,创造一个宽松的设立环境,规范内部治理制度,规范接管制度,保护结社权,保护非营利组织的权利。

  刘培峰教授提出,考虑到立法成本上,一旦把有些东西单独立法之后剩下的东西是不是变得更加尖锐而违法解决了,所以还是希望统一立法,但是现在发现法律政策是不统一的,好几部法律无法有效衔接。他指出民间组织的立法工作有三个问题特别重要,包括基础理论研究依然不够,对于全国和地方性的立法总结不够,有关制度变迁的实证研究还不够等。

  在学者评议阶段,王建芹教授认为我们需要强大的政府,今天更处于自发的状态,自愿的状态,但是要达到自由的状态,对人恐怕有非常高的要求。贺卫方教授指出民间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是有非常复杂的关系,跟政府配合紧密的某种组织并不见得是不好的社团。马岭教授对刘培峰教授的观点做了一一点评和补充,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马岭教授认为与刘教授的先制定一个非营利组织法将来再过渡到结社法的策略不同,将来成熟以后再制定结社法也是比较好的。秦前红教授指出非营利组织的定位和边界问题,和宗教组织怎么划分边界,和现在已经存在的官办组织妇联、青联这些组织也是不营利的,他们之间彼此的边界在哪里,等都是在理论上有待深化的问题,并指出在谈到非营利组织的结社的时候,一定要谈到虚拟空间,网络结社的问题。刘太刚提出关于非营利组织立法的时机有没有成熟的问题,一方面是政府没有做好准备,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的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的角度,法律上的储备,知识储备可能还是不是够也值得考虑。

会议现场

  领导者杂志社社长、共识网总裁周志兴先生在总结发言中说,最近的十年应该是改革的准备期,把公民社会真正建立起来,把改革的思路真正梳理清楚,把公民社会建立起来应该来说是我们的共识。周志兴先生说李凡、康晓光、刘培峰等各位学者长期在研究民间组织和公民社会,有很多精到的看法,自己作为一个实践者,只是一名工人,搭建包括共识网和领导者杂志这样的平台,还包括现在在做的民间组织——“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也是在做平台,这次会议把来自各个不同学科的学者请来,不同类型的人聚在一起,探讨“民间组织发展与中国社会转型”的话题,大家的研究、思想能够互相碰撞,得到很多新的东西,带给人很大的启发,这个会议非常好,希望下次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

  本次参会嘉宾有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培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教授马岭、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武汉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教授申建林、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唐皇凤、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郁建兴、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太刚、著名作家土家野夫等。会议由武汉天风证券公司协办。

会议发言经学者本人审订后,将陆续刊登在《领导者》杂志和共识网上。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