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三人谈:中国智库的现状和出路

作者:卢迈、汤敏、李凡、周志兴 发表时间:2014-8-26 17:24:58

中国智库跟其他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政府的智库非常强,民间智库非常弱。但政府的智库也不意味着就一定只能说政府爱听的话,其实它内部也可以有非常多元的观点。中国真正弱的是民间智库,这是因为中国的民间社会本身就非常弱,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共识网编辑按:本文系“共识三人谈”第八期《中国智库的现状和出路》讨论会的文字实录。“共识三人谈”由共识网策划、筹办,定期邀请各领域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就某一社会热点话题进行讨论、争论,以期达成“小范围共识”。

  嘉宾

  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北京经济学院经济学学士。曾先后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市场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副主任、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兼政府系副研究员,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高级研究员。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乐平基金会理事长。 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副代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 1989年获美国University of Illinios at Urbana-Champaign 经济学博士后加入亚洲开放银行, 曾任亚行经济学家,高级经济学家。 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李凡,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1984年获联合国人口基金奖学金赴美进修,先后就读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和政治学系,获硕士学位。1989年回国后在中国(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从事研究。1993年创办了非盈利的民办学术研究机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任所长。著有《中国民主的前沿探索》、《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报告》2000-2014等。

  主持人

  周志兴,曾任中央文献出版社副社长、凤凰网总裁,2003年起陆续创办了《财经文摘》《领导者》等杂志和共识网、财识网等思想网站。

  周志兴:今天是共识三人谈的第八期,主题是中国智库的现状和出路

  智库这个话题,现在慢慢热起来了。我们自己在深圳也建了一个智库,叫深圳市现代创新发展研究院。上次在深圳大梅沙(我们的会址),我碰到卢迈秘书长,我跟他说我们准备在116-8日,在那儿举办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这算是我们智库开始做的第一个项目。

  中国现在出现了很多智库,还做得有声有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要建立健全的决策咨询机构,习近平也曾对智库的建设做了一些批示。

  第一个问题,智库为什么被提到这么重要的位置?

  第二个问题,中国智库的现状是怎样的?存在哪些问题?

  第三个问题,谈一谈中国智库的发展和展望。

  中国智库的质量和数量,在发展中国家里是靠前的

  汤敏:对于中国智库,应该要有一个全面的评价。

  第一,中国智库开始做的时间并不长,但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的智库几乎是最强的。当然,我们的智库肯定不能跟美国比,也不能跟欧洲国家比,毕竟人家是老牌的发达国家了。不光是智库,就是我们的企业、NGO,也比欧美发达国家差很多。

  应该说,中国智库在发展中国家里,排的位置是相当靠前的。

  周志兴相当靠前的,是质量还是数量?

  汤敏:质量和数量都是很靠前的。

  中国智库对决策层的影响非常大

  汤敏:第二,中国智库在决策层的影响,可能远远大于社会上一般的认知。中国领导人对智库的使用,是非常频繁的。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内参,党和政府的原则是研究无禁区,发表有纪律,只是很多很有见地、有时观点也是很尖锐的内参没发表出来而已。如果回顾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历程,你会发现很多重大政策,包括一些小政策,往往都是由先由智库、智囊提出的,政府最后采纳了这些建议, 执行了这些政策。智库所起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大的,只是外界不是很了解而已。

  中国政府的智库非常强,民间的智库非常弱

  汤敏:第三,中国智库跟其他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政府的智库非常强,但民间的智库非常弱。但政府的智库也不意味着就一定只能说政府爱听的话,其实它内部也可以有非常多元的观点。

  中国真正弱的是民间智库,实际上,这是因为中国的民间社会本身就非常弱,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三十年前,中国还没有民营企业呢!没有民营企业,谁来资助民间智库?民间智库怎么能发展起来?得先有鸡,才能有蛋。这跟中国的NGO组织一样,它们一直到最近才发展了起来。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头二十年里还在挣扎中,直到过去十年,才真正发展壮大了,有一点闲钱了,能够支持一些智库以及NGO组织。也就是说,中国的民间社会发展起来了,民间智库才能发展起来,因为它需要有经济基础。

  中国的民间智库发展,要早于中国NGO的发展。最早的民间智库,差不多在二十年前就出现了,茅于轼他们的天则所是1991年就成立了。那时候,中国还没有NGO呢。后来樊纲他们成立了国民经济研究所,近年成立的很多民间智库,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等, 也是典型的民间智库。中国真正的NGO,是在汶川地震发生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民间智库也好,NGO也好,都是随着民间经济实力的壮大而壮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现在还是刚刚开始,但在未来很可能有一个大的发展。因为现在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已经到一定年纪了,他们已经开始考虑怎么用好自己多余的钱了。有相当多的人已经开始做公益、做慈善了,也有一部分人在考虑建民间智库。

  所以,我相信未来十年,将是中国民间智库、NGO大发展的时期,民间社会的影响将会显现出来。

  中国需要一些独立的、多元的智库

  汤敏:中国智库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无论政府的智库,还是民间智库,独立性都不够。所谓独立性不够,并不是说它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说,政府的智库跟它的领导者的个人取向,关联太大。特别是政府的智库中, 领导人很有可能会根据自己对某些问题的判断,决定拿哪些东西给高层看。他会琢磨哪些是高层愿意看的,哪些是不愿意看的,然后就会筛掉一些好东西。

  第二,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越来越复杂了,三十年前中国可能并没有很多利益集团,也没有太多的部门利益,但是现在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如果政府智库, 特别是占政府智库中绝大部分的部委、部门的智库与部门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它就不会把有损自己部门利益的观点报上去。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现在比过去更需要一些独立的、有不同观点的、特别是跟部门利益无关的多元化的智库,不但需要有跨部门的政府智库, 也要有大量的民间的智库, 这样才能使多元化的社会有一个平衡,中央政府也能够得到更好的建议。

  需要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政策咨询外包机制

  汤敏: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刚才说了,未来十年里,民间智库一定会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利益格局不一样,民间智库也不一定就是独立的。房地产商支持的智库,肯定就会支持房地产商的意见,它的利益诉求会更强烈。通过观察国外智库的发展,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比如保守党的智库肯定是专门反映保守派的观点的。

  对于政府来说,如果想要得到更多元化、更全面的、更有创新意义的建议,我觉得有以下几个事可以做:

  一、对民间智库,要采取像对待民营企业一样的态度,要容忍,要开放,在一段时间内还要加以特别鼓励。只要不是在政治上太敏感的问题,应该允许有不同观点的碰撞。

  二、政府要做服务外包。国际上的智库(包括美国的智库)发展到今天,一部分资金来源于社会捐助,相当一部分资金来源于政府的服务外包。政府服务外包,就是把政府要解决什么问题提出来,你们智库来竞争,给我出主意。政府可以采购硬件, 为什么不能采购软件, 为什么不能采购好的建议?

  这样做有两个意义:第一是能够让政府的决策得到更多、更全面的意见反馈,因为可能会有三四个智库同时给政府出主意;第二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使民间智库为政府服务。现在民间智库都是受企业来捐助的,有奶就是娘。政府要影响民间智库的话,可以把服务外包给它们。现在政府修高速公路可以搞服务外包,买个计算机也可以搞服务外包,为什么政府的咨询采购不应该有一个非常公开透明的竞争平台?

  现在政府花了大量的钱在事业单位、政府智库上,但获得的东西有可能是片面的,要改变这种情况。政府既然出钱找好主意,就应该一视同仁地对待政府智库和民间的智库。让各个智库公平竞争,不但可以减少腐败,还可以避免出现部门利益超越了社会利益和中央利益的格局。我们要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政策咨询外包采购机制,这样才能使政府智库和民间智库都能够更健康地发展。

  三、政府本身也要做到公开透明。智库做研究,需要一定的资料和数据,需要很多的信息,如果没有这些,就做不了研究。现在政府的很多信息,都变成单位所有的,甚至变成了个人所有的。还有很多数据外国人可以得到,但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机构反而得不到。这些都是不正常的。

  既然习总书记说要推动新型智库的发展,除非一些需要特别保密的军事数据之外,其他的经济数据都应该公开,起码要让智库能够享受到最惠机构待遇。只要公开给外国智库的资料,也应该公开给国内的智库,公开给政府智库的资料也应该给民间智库,应该一视同仁。如果我们有一个公开、透明而且可问责的资料使用机制,民间智库就会有更多的运作空间,它就可以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跟政府的智库竞争。在经济领域,我们看得很清楚,竞争是对谁都有好处的。现在做智库,也是需要竞争的。

  总书记说要做新型智库,我觉得就应该把着重点放在新型二字上。什么是新型?我觉得,如果中国的智库能够做到刚才说的这三点,起码就是新型的一部分了。这三点是制度性的,只有制度性的问题解决了以后,中国的智库能够有更快的发展。

  如果中国没有更独立、更多元的政策咨询向高层反馈的话,我们这个复杂的社会就很难驾驭。

  智库是为决策服务的,政府能够接受尖锐观点

  周志兴:我觉得你说的都很正面。今天我们在座的几位,李凡做的算是比较独立的民间智库,你们两位做的智库都带有官方色彩。

  汤敏:我是代表NGO来讲的。

  周志兴:卢迈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官方的。

  卢迈:我们虽然说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设立和指导的,但相对来说也比较独立。

  周志兴:我上次去过你那儿,我知道。但在外人看来,你们还是带着国务院帽子。我们在深圳做的研究院,也是独立的,我现在是院长。

  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其实从来没戴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个帽子,这是不允许的。我们从财务到管理等方面,都是独立的。

  周志兴:但戴了中国这个帽子,这可不是能随便戴的。

  我听了汤敏说的,我觉得他非常乐观。但我认为政府的一些智库,包括社科院、国务院参事室等,在严格意义上,可能还称不上智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民间智库存在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些。对于民间智库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资金问题,也不是上达渠道的问题,而是宽松的舆论环境和研究环境的问题。

  汤敏:智库不一定所有的报告都要对外公开的,它从某种意义上说, 更像是一个政策咨询公司。实际上, 像兰德公司等就更像一个咨询公司。 我觉得智库需要做到的,第一是财务独立,因为智库是自负盈亏的,首先得活着;第二,根据情况, 有些观点不一定要公开炒作,这样智库即使有比较尖锐的观点,与当前政府的观点不一致的看法, 也可以送到上面去,也会产生影响, 其实上面不会把你掐死。中国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作为智库, 最好不要在外面公开地跟政府唱对台戏。现在在经济领域情况现在好多了,就算你不同意克强经济学,也没人会拿你怎样;在政治领域,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

  我觉得智库是为决策服务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智库所缺乏的,第一是钱,第二是资料,第三是一个公开、透明、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国家把每年给官方智库的钱,让所有智库公开竞标,那情况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不但智库的生存环境不一样,它所提供的观点、出的主意也会完全不一样。

  根据我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的了解,实际上非常尖锐的观点是可以送上去的,只要你不到外面去炒作。

  周志兴:但我听说很多政府智库, 包括你们参事室原来也有这个问题,主任说这个东西太尖锐了,总理看了可能会不高兴,就不送了。

汤敏:我个人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当然,原则上来说政府智库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跟领导的判断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领导开明,智库可能就会有所作为;如果领导比较保守,智库发挥的作用就可能受到限制。

  不能给智库乱扣帽子

  周志兴:前段时间,中纪委有人批评社科院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怎么看这事?

  汤敏: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我是在微信上看到的。

  周志兴:这事是真的。

  汤敏: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他个人的意见,或者是社科院一些领导的意见,而不一定是中央高层的意见。社科院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如果真的有特务,该抓就去抓,大家都没话说。这种提法, 很容易打击一大片,因为什么叫渗透 什么叫点对点”?社科院作为研究机构, 是不是只能跟与我们一样的观点的人才能见,否则就叫被渗透 这些都太难判断了。如果讲这种话,很多东西大家就都不敢说了。社科院本身是一个探索性的机构,如果这样做,会导致社科院出不了探索性的东西。

  我觉得中央有关部门应该把它明确,谁干过泄密的事情,就从犯罪的角度去抓他。

  李凡:而且,这很容易从社科院扩散到其他学校去,比如说,你的观点跟海外的某某观点相似,你不就成了人家的呼应了吗?不能这样扣帽子,这是回到文革去了,文革的时候,就是一片片地扣帽子。

  汤敏:什么叫呼应?外国的右派智库,也不是每句话都是错的,不能凡是别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如果用这些不清不楚的罪名乱扣帽子的话,全社会都这样抓渗透的话,就会产生一种非常负面的影响。

  中国需要在国外建立自己的智库

  周志兴:去年5月份和今年2月份,我都在华盛顿待了几天,在智库一条街上转悠。两次我都说过,我觉得中国应该在这条街上建一个自己的智库,很多人都表示赞赏,觉得也花不了多少钱,一年一千万美元就够了。他们说,那你来建一个,我说我没这个力量。

  其实我们也想影响美国的政策,如果我们在那儿建一个智库,招几个美国学者做研究,也挺好的。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民间智库没有这么大的力量,这就回到刚才你讲的观点了,只有等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了,才可以资助民间智库,我认为现在还远远不够。为什么呢?

  汤敏:十年之后,甚至十年之内, 一定会有人来资助。

  周志兴:我还真没这么乐观,现在的民营企业乐于赞助慈善、做公益,他们可以出钱。但要它们去赞助智库,特别是研究跟国家治理、中国外交有关的智库,我认为非常难,他们害怕有风险。

  汤敏:所以,高层要想清楚这个事情。或者私下地给这些智库一些支持,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要知道美国人天天都在干什么。我们有那么多投资都直接投到华尔街去,我们有这么多的外汇贮备上, 不深入了解美国的情况行吗?

  李凡:这个思路,中央的一些部门早就有过了,但就是弄不起来,没那么简单。台湾也想这样做,但也没弄起来,所以台湾最后的办法就是把钱给美国智库,只要做的研究偏向于台湾就行了。

  汤敏:要是由我来做的话,就一定自个儿做这个事。到华盛顿去办智库, 不一定是去影响美国的政策。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让他们来跟我们来出主意。 得让他们研究我国所关切的问题。因为西方智库所关心的问题,不一定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比如我要解决反腐问题,我就要了解全世界的反腐到底怎么样,你能给我支什么招。我出五十万、一百万美金,让各个智库来竞争,让它们拿出建议来,他们拿出来的东西,有可能对我们很有启发, 至少可以供我们参考。听不听在我, 要有自信,相信我们自己有判断力。

  李凡:你这种做法,还是带有做项目的性质。

  汤敏:智库就是这样。

  李凡:我觉得周志兴的意思,还不是说在那边弄个项目,而是把我的智库建在那儿,我的工作地点就在那儿。

  周志兴:我认为没那么难,有钱肯定能做成。

  汤敏:我同意,可以有两个功能。 一是我们的专家到那里了解美国的最新想法,形成我们自己的想法,二是到那里找好的主意。 只要有钱, 没那么难。

  李凡:没那个必要。

  汤敏:如果把智库建在国外,你对那儿的了解,对最新思路的把握,相对来说肯定要好得多。就跟我们很多做出口的企业一样,本来可以直接出口的,但我一定要在那儿设代表处,甚至在那儿建一个分厂,这样就能够收集到更多情报。

  周志兴:我们的《领导者》杂志在有一个记者在美国,跟那些智库的关系都很密切,她经常采访他们的专家,然后把稿子发回来。如果我们在那儿有一个智库互相交流,就更容易。

  汤敏:有一个智库在那儿,跟只有一个记者、一个情报员在那儿,是不一样的,可以更系统地了解他们,还可以公开地把一帮人聚集在智库里为我们服务。智库实际上就是一个咨询公司。

  中国能出现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一流智库,但需要时间和钱

  周志兴:还有一个问题,他们说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是全球最好的智库,但我认为不能下这个断语。它是民主党的智库,现在美国政府听它的多一点。我觉得肯定不能说它是最好的智库,但它肯定是最好的智库之一。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我认为他们对中美关系可能了解得多,但是对于中国内部的问题,他们并不是很了解。

  我们中国能不能出现像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智库呢?

  汤敏:为什么不能?只要有钱,只要有时间。但时间太短还不行,因为我们的学者,先不比较中美智库里学者的水平,就说北大、清华那些教授,和美国好大学的教授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这需要时间才能改变。

  周志兴:钱现在就有,无非看投在哪儿。

  汤敏:到了一定时候,企业家们一定愿意做智库的。

  周志兴:现在国家也要有点暗示。

  汤敏:国家完全可以给点暗示。现在这批企业家还在爬坡,自己还在做企业,所以凡是跟他企业无关的事或者有点风险的事情,他都不敢涉足。但是等他退休了,他会把这个钱拿出来,做一点跟别人不一样的事,否则他就觉得自己这辈子白过了。企业家就是要创新,要标新立异。我不是说所有企业家都是这样,但一定会有企业家这样做的。当王健林拿出一两千亿出来做事,他会不琢磨这个吗?他一定会琢磨这个的。

  周志兴:说到个案,就拿王健林来说,我认为他是有企图的,包括他前一段时间收购了几本杂志,给《全球商业经典》投了四千万,最后失败了。

  汤敏:再比如陈东升,他真退休以后,肯定会琢磨国际大事,他有这个兴趣。

  周志兴:从现在来看,我觉得民间智库要做起来还是非常难,因为从注册开始,就对智库有非常多的限制。比如李凡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我想你肯定在香港注册的。

  李凡:没有。我是挂靠在一个学会上,二十年了。所以,没有人来找我,说你是非法组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来说这个。

  汤敏:因为你没太出格,如果太出格了,一定会有人来找你。

  李凡:找麻烦的有,但是没有人说你不合法。

  周志兴:你这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吗?

  李凡:是,是一个协会。

  周志兴:你的钱打到那个协会去?

  李凡:钱是另外一回事,我登记注册时,是挂靠在那里的。

  周志兴:挂靠在协会,也分两种。一种是,你本身就是一个独立法人,只是挂靠在那儿;另一种是你是那个协会内部的一个机构。

  李凡:对,就是这样。但是你运作空间是宽松的,人家不管你。我们研究所就是挂靠在一个全国性的学会里,没有注册。

  周志兴:这个名字就注册不了。我们研究院是在深圳注册的,开始时我想叫中国共识研究院,但不能注册。后来我说叫改革研究院,也不能注册。最后说,那就叫创新研究院,还是不行。

  李凡:对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现在没有宽松到随便就能让智库注册,政治类的更不行。

  周志兴:后来他们要求我们一定要加上企业管理创新研究院,是行业定位,前面还要加上深圳市。后来改成了深圳市现代创新发展研究院,最后才批下来。

  中国智库的水平离决策需要还差很远

  卢迈:眼下说道路自信,这个自信还是不足,说要有共识,这个共识现在也很难达成。说到智库,什么是智库,我同意汤敏所说的智库是为决策服务的。智库本身就和政府决策或者和政党的政策主张是连在一块的,回避不了这个问题。中国现在说是拥有世界上第二多的智库组织,但是从整体上来讲,研究水平和发达国家比还差得很远,韩国智库的水平也比我们要高出很多。

  汤敏:韩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我们跟印度比还有得争。

  卢迈:我倒不是说要做智库的评价或者世界排名。现在为什么中央这么重视智库,我觉得第一,与中国现在的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有关。很多问题都需要中国有态度,但光有态度没有研究不行。第二,与我们的决策方式、领导的决策水平有关系。以往的领导人的决策类型大概有这样三种:一种是他对于体制内的人不太相信,所以更多的要听取体制外的一部分人的意见,然后把这部分人也收拢到体制中来。第二种是更多的依靠官僚体制,而部委领导就靠自己的研究中心、研究所,那就不是跟社会有共识了,也说不上智库了。第三,更多的依靠个人的智慧,朱镕基总理在这方面是代表。他先听,听完他能做出自己的判断,其实对部委、对这个系统他也是不信任的。

  回到现在这一代领导人,说要做智库不是去年才说的,当提出中国梦要解决民族伟大复兴问题的时候,领导人已经决定要广泛听取意见,要依靠智库。政治领导人是不能犯错的,往往犯一个错,民意立刻就跌到多少点,后面很多事就很难办了。中国的情况更是这样,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主张怎么能够既平稳地推进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又能给更多的人带来利益和保持稳定的局面,这确实很不容易。从这个角度看,领导人重视做好智库研究就很正常了。

  但中国智库的水平离决策需要差很远。大概来说,我们现在的研究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理论研究。大学在这方面很擅长,现在学术杂志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公式、模型等,理论研究是必需的;第二个是政策研究。有些国际组织做了大量的政策研究,国外学术界是不把它认真当回事的,它不是智库,是政府间的机构,斯蒂格利茨对世行尤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但那个水平我们现在都还达不到;第三种是对策研究。中国现做的比较成功的是对策研究,就是支招,中国历史上的谋臣、谋士就是做的这个。现在某一个概念,某一个名词提出来,到领导人讲话、文件使用,有人就把这个东西与自己联系起来了,其实很多都是说烂了的词。

  周志兴:很多人都是这样,说过一个什么东西,领导人也说了,就说是自己说的,其实领导人不知道听多少人说过这个东西。

  卢迈:就是这样。现在领导也喜欢求新,以前一个词出来,大约要两年才能变成领导讲话中的词汇,现在这个频率大概就是几个月。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研究支持的话,往往会引起很多误解。因为支招的时候都不是定量的,所以也变成政策本身定量的也很少,我觉得我们的水平离真正的需要差得还是比较远的。

  周志兴:你们俩还是有程度区别的,汤敏你更乐观一点。

  汤敏:我的乐观只是从数量上看,未来可能有大量的智库出现,但这个水平确实还比较低。

  智库是专给政府做咨询的公司

  周志兴:你认为我们所说的智库就是为领导人服务吗?现在好像智库都是以习总书记批了多少,克强总理批了多少文件给我为荣,我们做智库就是为了这个吗?

  汤敏:这就看我们怎么定义智库了,一般习惯上认为智库跟研究机构不一样,跟大学不一样, 就是给政府提供咨询的。

  周志兴:现在很多智库就是落在大学里。

  李凡:最近成立的比较多,中央讲了要成立智库,现在各个大学都在办智库。

  汤敏:严格来说这都不是智库。智库是什么呢?是给政府做的咨询公司,咨询公司面很广,可以给企业也可以给社会,但是专给政府做的咨询公司叫智库。这种咨询一种是政府外包的,我给你钱你给我研究,另外一种就是我研究了以后来影响政府决策。如果广义说智库那就说不清楚了,大家认为布鲁金斯主要是影响政府,但你也不能说它影响不了企业。

  周志兴:但是对政府,就不是光对中央政府,应该是对各级政府都有。

汤敏:对,刚才卢迈先生说的,还要包括政党,在国外它可能不是执政的政府,是在野党,也可以为它服务。

  周志兴:我前几天去日本,日本有一个东京财团,我们国内的人就跟我说,你要去看看东京财团,据说是安倍的智囊。后来我就去了东京财团,和它们的一个上席研究员(意思就是高级研究员)交流,我说听说你们是安倍的智囊,他想了想说,不能这么说,我们是日本人民的智囊,只不过有些意见是提给安倍的,而且安倍首相不见得听我们的。我们就反对他去参拜靖国神社,他非要去。

  卢迈:智库提出的政策建议被接受,比如兰德公司打伊拉克的建议被接受,其实是有几十个方案在那儿供决策者选择。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这样的东西,一是领导人要有选择余地,二是有可操作性。现在这两个都不完备。领导人的时间是有限的,要按照分钟算,所以政策建议的写法是个学问,美国都有研究。当然这还不光是一个表达的问题,还要有很好的研究做基础才能行。现在跟贴标签一样,国企就是靠垄断,民企一定是靠自己奋斗,体制内的智库一定是浪费了国家的资源,体制外的才光荣,民办的才光荣。

  民间智库的社会功效

  李凡:我站在民间的角度谈一下,我1984年去美国访问时,就把美国主要的智库跑了一遍,后来写了一个报告,后来在国内的杂志上登了,我是在关心中国的智库到底应该在怎么办。表面看起来目前中国的智库是不少的,但是按照国外的标准的话就很难讲,因为大部分都是政府部门的政研室。政研室严格说起来不算智库,但在中国算,因为从Think tank本身的意思上讲可以算,你的工作就是Think,就是想政策。从民间的角度看,民间智库可能跟政府智库的目标并不完全一样,政府智库就是要影响决策,但是民间智库不完全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报告美国政府能接受多少?能接受10%就算不得了了,我估计到不了。所以民间智库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它不光是要影响政府,还要影响社会。布鲁金斯每年出大量的研究报告并在社会上广泛散发。一个智库影响决策的过程有几种办法:一种是你直接给政府写报告。第二种是国外可以做到的,我们做不到,就是影响国会议员。把国会议员找来,我给你侃两通,国会议员觉得有道理,回去就可能提交一个提案。这个提案最后能不能形成决策还不一定。第三种是要影响社会。影响社会有两个做法,一个做法是跟媒体交流,所以智库都是跟媒体关系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培训,给政府人员和社会做培训,让它们的思考内容和方式往这方面转。

  所以说民间智库就是另外一套做法。民间智库在影响决策的时候,它的叫法叫公共政策,它是要影响公共政策。所谓的公共政策就是说这个政策是公开的,大家都有关系的,大家都可以来讨论的,这个讨论不是谈理论,是谈这个国家政策应该怎么搞。

  周志兴:是可操作性的东西。

  李凡:对中国的政府智库来说,最大的问题可能是独立性的问题。但对于民间智库来讲,重要的不是独立性,因为你本身就是独立的,最重要的是专业水平。大量的中国民间智库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专业水平不够,学经济的非要去研究政治,学技术的非要研究教育。你写出来的东西人家不信,你的东西符合什么理论,用了什么研究方法吗?专业性不够怎么能影响政策?你到美国去看绝对是专业的,我研究哪个的就是哪个的。当然民间智库的钱也是问题,刚才各位也讲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变,慢慢会好起来。

  汤敏:往前追的话可能还是钱的问题,这样嚷嚷他能拿到钱。

  周志兴:有了钱才能找到非常专业的人,这是相辅相成的,你做的专业以后才能找到人。从独立性角度来说,我还是赞成汤敏说的,它也存在独立问题,比如某个企业家出了钱,它就得看企业家的脸色。

  李凡:民间的不一定,它那种独立性我觉得就是缺乏最起码的专业水平,专业水平是你独立性的根本。你都不专业,所以人家谁给钱你就干什么。

  周志兴:我认为这个专业性不是说他学什么专业,如果从校门到校门的人,就算他学得再专业,也不见得是专业。我认为最好是能够在政府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特别是有一定的位置以后再去智库,像贝德就是政府里出来的,像李侃如就是克林顿的顾问,他们都非常了解。

  李凡: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旋转门是国外智库能够对社会、对政府有影响力的很大一个原因。

  旋转门要成为一个制度大规模推行很难

  汤敏:旋转门是一个政治制度,我们可能不太容易在短期内实现。国外政府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公务员,那个就得考试一步一步上来,另一部分是到部长这一级是政治任命。国外的旋转门的旋转主要是政治任命这部分,因为有政党替换。

  在中国从科员一直到总理都是公务员,这是政治体制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难实行旋转门政策,因为这里涉及了巨大的利益,你看我们旋转进去的有几个?有的人说凭什么你当部长、副部长,我们从农村村长、从科员一直干起来,他因为留了一个学,写了几本书一下就上去了?他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不让你进去。但如果高层用人不顺手了,用现在这套人想推行那套改革推不下去了,那时候也可能会有个别人进入旋转门。但是要成为一个制度大规模推行,我觉得在目前的体制下比较难。

  周志兴:我记得李源潮刚当组织部长的时候,曾经说过要从体制外吸收优秀的人才进来,后来好像也没做到。

  汤敏:很难,大部分都还是体制内去考。

  民间智库存在三个问题

  李凡:中国现在智库的发展已经是比较快了,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成立已经20年,跟天则经济研究所算是一起成立的。

  我当时的思路跟我后来学的和做的也基本是一样的,还是应该搞一些能够独立思考的民间智库。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仍存在路径依赖,因为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政府层面,政府再逐渐的往外放。民间智库现在逐渐放了一些,当然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我们和天则算是其中的代表。

  社会越来越复杂,决策过程、决策内容也越来越复杂,而官方的一些智囊机构可能很难下到基层,下到基层后下面一帮人陪着你,到底大家在想什么,不是非常容易获得。民间智库有民间智库的长处,民间智库能够深入社会,甚至可以代表一部分的社会声音,我觉得这就是民间智库存在的理由。

  我们活了二十年,活得还算不错,也起了一些作用,比如在公共预算改革问题上,我们研究所起了比较大的作用,所以逐渐的形成了现在的预算改革体系,十八大已经讲得很清楚,要全方位预算公开。而协商民主概念的推广也是跟我们的一些工作分不开的,所以现在政府对我们的态度也有一些变化。

  但是民间智库也存在着几个问题:一个是钱,资源比较少。另一个就是人员专业性程度不够。比如硕士、博士毕业的人跑到大学、政府机构,干吗到民间智库来?还有一个是政府对民间智库不大信任。政府的态度是你要愿意说两句就说两句,只要不骂我就可以,至于你的政策会对国家产生什么作用,谁也不会去想。

  当然,政治上的信任程度的问题,我们可以绕过去。我们可以通过媒体把我们的声音讲出来,政府的一部分人听到了可能就会转变对民间智库的看法。对民间智库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政府需要转变一些态度,关键还是要有更大的包容性,愿意倾听不同的各方的声音。

  2008年我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转型国家的民间智库访问,回来以后一个报告没有写,原因就是我觉得就我们研究所的水平已经超过他们了。他们所做的那些比如直接给政府提建议,通过培训的方式等我们都做过。我们比他们更强的是在一些地方还可以做一些试验,浙江的温岭我们做了十年的试验,这个案例成功了。但是人家也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推广的,是值得中国政府学习的。在这些东欧的转型国家,大家都认为需要有一些独立的民间智库因此欧盟每年会拿出500万欧元给这20多个东欧、中欧的民间智库,当地的企业家也会捐出一些基金资助,还有就是当地政府也拿出一笔资金出来,扶植民间智库的发展,人家很清楚民间智库的重要性。我们国家给了很多机构资金资助,但到目前为止,我没拿到过,二十年一分钱没拿到过。

  周志兴:天则所应该拿到过。

  李凡:天则所恐怕也没拿过很多,这个钱不是项目钱,是专门拿出来支持民间智库的钱。欧盟每年拿出500万,需要这些机构自己去申请,还有一些比如索罗斯基金会等一些基金会的钱。

  周志兴:索罗斯基金会的钱我们就不敢用。

  民间智库应该强调政策研究和对策研究

  李凡:东欧的基金会没问题,因为索罗斯是匈牙利人,在匈牙利搞了大量活动,比如中欧大学就是索罗斯办的。当地政府再拿出一笔钱来扶植这些民间智库的发展。我去参观的时候,觉得他们的水平还是不够,没超过我们的水平。但是不管怎样,政府有意地在扶植民间智库。习总书记也说要推动智库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应该关注一下民间智库。

  据说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做法,是教育部拿出了一大笔钱给各个学校办智库,各大学蜂拥而上,都在办智库。但是大学办智库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基本上偏重于理论型研究,这跟智库还是差了一截。智库不应该是理论型研究,应该是政策研究和对策研究,特别是民间智库,应该比较强调政策研究。政府的智库比较强调对策研究,就是怎么办,当然民间智库也要有对策研究。

  美国智库写的那些政策报告上都有方案A、方案B、方案C,方案A会产生什么结果,方案B产生什么结果,方案C产生什么结果,我们的建议是哪个,都很短。民间智库也可以扮演这种角色,但是这种角色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应该更多的是政府智库,民间智库应该扮演一些公共政策的角色,多提出一些公共理念、政策方针方向,应该照顾到各阶层的利益,这些方面应该更多一点,因为毕竟跟政府的关系没有特别密切,这是民间智库的一个问题。

  聘用退休官员和学者可很快提高民间智库水平

  民间智库的发展,刚才谈到旋转门的问题,旋转门应该是两党制的结果,中国搞旋转门比较难,但是中国可以从退休官员和退休学者入手。如果有一笔资金,加上由于他们原来是做过政策研究的,或者在政策部门有很长工作经历的,这些人如果能退休以后被民间智库聘用5-10年,会使民间智库的总体水平提高很快。我觉得这是个捷径,反向旋转门,退休以后的官员和学者过来,你给点钱,也不要太多,因为这些人原来都有工资,稍微给一些补贴、出差给点办公经费就可以运作。

  周志兴:我上次去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那个人领着我说这是前财长,一会儿又推开一个门说这是前前财长。

  李凡:这些人对政府影响很大,而且政府政策的运作过程他们很熟悉,这是一个捷径,是中国能做的。

  同时了解民间和官方才能全面了解中国

  周志兴:我第一次去美国,跟美国人提了两个意见:第一,你们研究人员岁数太大了,80多岁的人都在那儿研究,年轻人出不来;第二,你们在中国得了中国病,眼睛光盯着当官的,都不看老百姓,不看民间的智库。后来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去年有好几拨美国人,都是十几个人的代表团,到我们家来,我找了一些人跟他们来聊天。我说中国的民间和官方有很大的距离,民间的语言和官方的语言完全不一样。所以,要了解中国,一定要了解中国的民间,也要了解中国的官方,这样才是全面地了解中国。刚才你在讲民间智库的时候,我在想民间智库可能看到的东西、想的东西跟官方的智库是有不同的,所以尤其重要。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李凡:所以我一直讲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实际是民间智库,我们是代表社会来讲话的。但是这话也讲大了,我也不能代表全社会,只能代表社会的某些精英,但是我们也试图代表社会。

  周志兴:刚才汤敏认为智库就是与政府相对的,不要在外面乱说话。李凡的做法是,要在外面乱说话,要找媒体等等。我倒认为也可能你说得也对,他说得也对,一部分话题只能对政府说,但是一部分话题一定要对大家说。我现在做这个创新发展研究院,我就想你要是不对大家说,没有一点影响,就没有人认你。

  李凡:做民间智库只能走我们的路,除非请几个部长来可以直接给政府送报告。

  智库发展的经验和规律

  卢迈:有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是我们基金会的顾问,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报告,他认为在美国或者说国际上,有四种智库:一个是纯政府的,比较典型的智库,像韩国开发研究院;第二种是和政府有密切联系的智库,像布鲁金斯学会这种智库;第三种是在大学里的智库,像哈佛的一些研究机构;第四种是带有企业咨询公司性质的智库,也给企业咨询,但是同时也做一些带有公益和社会性质的东西。大概是这么四种。

我们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他认为在第一种里面,韩国开发研究院是最成功的,第二种里面布鲁金斯最成功,因为在国外排名中都是前几名的,是做得比较好的。大学的智库就差一点,因为它虽然有经费,但不是所有的决策信息他们都能得到。中国这方面做得不好,因为体制之内外没有良好的信息沟通。但是同样的问题在美国也存在,要跟它没有合约,它不能知道东西交给了你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它就不会给你。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期,2013年以来,智库在中国大量涌现,有大学的、民间的、还有一些研究机构自己办的,发展得非常快,这应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大家要办智库的时候都是值得吸取的。

  第一、智库应该保留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不能完全做成政策的解读,上面喜欢听什么,你说什么,成天围着上面转,从长远来讲,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

  第二、一定得有人才,现在高素质的人才中国还不多。在一个领域里,美国就能拉出几十个人,即使领域很偏,但哪个国家发生了什么事,立刻能请出专家上电视台。但我们还不行,来来回回也就这几个人。还有刚才李凡说的,专业化没达到,研究水平整体上也没达到,而且真的静下心来要做研究的人也不多,我看过一些博士的论文答辩,看过他们的论文,模型都很好,但最后说的话不着调。已经有些经验的人,能不能踏实下来做研究,也很难说,所以这是难处。

  做智库来讲,很重要的是这个智库的领导人,领导人是否有国际视野,有没有在学术方面的地位,能不能为各界所认可,也是他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比如说天则所也好,或者是樊纲他们的国民经济研究所也好,很大程度上是靠人撑着。

  在智库的发展上也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有一本书专门讲智库,研究欧洲这些智库的发展,说从一个人到二十个人,是一个起步阶段,从这二十人到一百个人,又是一个阶段。中国现在要真的发展,大家就得静下心来,平心静气来研究智库本身的工作方式、影响政策的渠道,肯定不止是内部渠道。对于媒体、对于公众直接的发布,现在比过去有非常好的条件了,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体会,有哪些问题可以影响社会,现在领导也非常重视,他们也在专门搜集,关于舆论的反映,关于微信、微博,所以通过其他渠道同样可以影响到政策决策。

  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有大发展的前提:钱是问题,人更是问题。钱来讲,因为你要有这些研究人员所以你要筹钱;筹钱的话,现在的企业不管国内国外的,都对资助研究持非常谨慎态度,只有一些机构可能支持,但是咱们现在又给这些机构戴上了帽子,所以这方面的资金实际也受了很大限制。下一步这个问题怎么办还需要研究,十年二十年以后的事怎么样不知道,但是眼下的事是很实在的,就是吸引高素质的人才。给他们的待遇,如果不是高薪,起码也要和大学一样,才能吸引到人,这一点是我们现在感到非常困惑、非常头疼的问题。

  周志兴:上次我们在深圳讨论过这个问题。

  卢迈:这是我们现在头痛的问题。刚才也谈到智库发展的其他一些问题,比如说旋转门,在智库做得好的人,是不是能进政府?有这种可能性,但离我们还比较遥远。政府的人下来进入智库来做研究,现在有,也不是没有,你看看要是有研究能力的人下来做学会的挺多,最典型的是曾培炎领导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周志兴:它还是一个准官方的机构,自称是民间。

  卢迈:对,当时成立的时候,他们这样宣传。它不缺钱,但是还是缺规则,缺高素质的人才。

  周志兴:我觉得它也缺独立性。

  卢迈:曾培炎一直主张对内研究无禁区,对外发表有纪律。他可以往上递,而且已经递了很多,所以还是质量的问题、水平的问题,不是别的。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就是大家向来期望的有钱的人拿出钱来,但是不影响研究的那种智库。研究重点还是和产业链的、价值链,跟冯国经的生意是密切相关的。

  周志兴:香港还有一个天大研究院。

  李凡:香港很多。

  卢迈:我在香港经纶研究院见到了刘明康,刘明康原来是银监会的主席,从政府出来,作了经纶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这是一个例外,他有研究能力,也愿意研究。咱们现在的体制出了一个怪事,就是要求他不能从经纶研究院领收入,他领的所有收入都上交,不过还是允许他在那儿工作了。官员下来能够参加研讨会,大家一块交流,没有架子,我就看见这么一位部长,很特殊。

  周志兴:这样的人要进入到研究机构,是非常好的事。但是我们现在的部长们退下来,正部长一级的都不会再到民办研究机构去了。

  智库发展的关键:人才VS.研究氛围宽松度

  卢迈:官员如果能放下架子,做事的机会是有,问题是他做还是不做。刚才说了好几点,旋转门也好,什么也好,这都是一般讨论智库里涉及到的,什么是发展中国智库的最关键的问题,现在需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人才的问题。

  周志兴:我的看法好像有点不一样,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研究氛围的宽松问题,没有宽松的氛围就没有人才出现,是不是都有道理?

  李凡:我觉得主要还是人的问题,还是专业化水平的问题。

  周志兴:我认为还是禁区太多。

  李凡:按道理,智库的研究禁区也没有太多,你不就想政策、出主意吗?共产党没有什么不接受的,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没有太多不让做的,只是说你的点子有的时候和他们想的不一样,比如说我要搞选举问题了,人家就不干了。但是智库本身应该问题不大,它跟理论研究不一样。

  周志兴:肯定不能做明文禁止的东西。

  做智库:名、利、权之争

  卢迈:我们现在在市场经济环境里,诱惑太多,人才少。我专门在CBPP(注: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美国预算和政策研究中心待过一周,我们去学习美国智库的运作和管理。它的所长是创办人,这么多年了,他自己给自己定的工资是15万美元,人家说你可以更高,你办得这么成功,他说我就这么多,因为钱是别人捐的。你就可以想象其他人的工资水平,就是同大学一样。有他这种能力,有他这种关系的人,国际上也好,美国国内也好,他可以请,美国人都认。在美国你可以找到一批人愿意做这个事情,在中国还需要费点劲,不是像原来这样的,现在市场经济环境,大家都要干点急的,要么我获利,要么我出名。

  周志兴:你们说的这个东西确实很重要,人才很重要,得到人才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有名,一个是有利,利就是讲收入,名就是讲在这个地方我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能够被社会认可或者被政府认可。

  卢迈:再加上有权,如果进到政府里面,还能有权。

  周志兴:智库里就别想权的事,就是名和利。

  卢迈:名、利、权在智库里差不多都没有。

  周志兴:利,努努力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现在有很多规定,比如说收入必须是上年开支的10%,个人收入不能超过当地平均工资的2倍,就得想办法变通。我们现在定的规矩是要比一般的企业工资要低一点,估计我们的中层干部应该在25-30万一年。

  李凡:我们做不到。

  卢迈:这么高,我们都拿不到。

  李凡:天则一个月也就七八千。

  周志兴:我们肯定比它高。另外就是如果钱不多的话,有名也行,就像央视,他们给工资少,很多人也拼命往里挤,特别是小姑娘要做主持人。

  李凡:智库要出名很难的。

  周志兴:智库要出名,也得有名人,比如现在一位新加坡学者在国内很出名,叫郑永年,他现在也在做一个智库,是华南理工大学的公共政策研究院,我一个朋友投了六千万做的。但是总体来看影响不是很大。

  李凡:他现在就是通过郑永年的关系,把他们的报告送到国务院办公室,你说有没有影响?具体有没有影响谁也不知道。

  周志兴:但是如果布鲁金斯只是拿一个报告送给奥巴马的话,它在社会上也没有那么大影响。

  李凡:所以关键的是它还要有社会这一块,没有社会这一块是不行的,这是民间智库和官方智库最大的区别,官方智库不需要,但是民间智库一定要有社会这一块,没有社会这一块没有存在的意义。

  周志兴:要说名的话,布鲁金斯是不是一个有名的智库呢?如果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智库,我们也可以吸收外国的研究人员到中国来,到我们的研究室做研究。

  卢迈:这个智库发展过程就有这样一个阶段,到这个阶段就良性互动了。

  布鲁金斯出名是因为研究员原来就有名

  李凡:我这次在新加坡刚碰到一个布鲁金斯的人,说现在布鲁金斯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不像外面的人说的。所以智库的问题就在这儿,出名可以吸引人,工资高可以吸引人,但问题是这都不是容易的事,出名没那么容易,布鲁金斯出名是什么?因为那些人来之前就出名,比如说赖斯当国务卿,下台到布鲁金斯,布鲁金斯马上就出名,很多人到这儿之前就是很有名的。

  周志兴:光一个人不行,还是要有一批人。

  卢迈:对,领导人很重要,然后还要有一批人,这批人会优秀考虑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李凡: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在走这条路,我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干这个活,我心里是有兴趣的,所以有机会我一定要发声音。

  周志兴:你这样的智库,民办智库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有一个领头很重要,你就是领头人,假如这个领头人不幸没有了,这个智库还能往下发展吗?

  李凡:这就是中国智库的问题,就是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

  周志兴:秋风去年跟我说,茅老要是不在了的话,他们筹钱都筹不到了。

  李凡:完全有可能。

  卢迈:他们还好。

  周志兴:对,他们还是有不少人的。现在我觉得民办智库有一个问题,可靠性没有那么强,所以很多有能力的人,就算给他高工资,他不愿意来,他认为你不可靠,说不定哪天就夭折了。

  卢迈:所以,如果智库真的要发展,也不光是外部的事,问题在于智库本身的管理水平,以及如何把影响力扩大。我如果能给中层干部开出25-30万的年薪,我们的管理水平还能上一个台阶。大家互相借鉴,希望你们能发展起来。

  李凡:你们一个是要找真有兴趣要做的,一个就是真有水平的。

  周志兴:从今天说的来看,第一,现在智库还没有比较好地发展起来。第二,民间智库和官方智库应该同时有所发展。第三,我们今天应该是侧重在民间智库,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新型的智库可能更多的是要有民间色彩,要更加贴近现在改革开放的形势来做。但是这里遇到很多问题:资金的问题、渠道的问题、资源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会比较大。

  你们都是做智库的,李凡做的是民间智库,卢迈做的是官方智库,你们认为中国智库下一步是不是会遇到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时期?前景怎么样?

  中国智库未来的发展前景

  李凡:我个人认为应该说是比较好的时期,原因就是原来对智库,包括三十年前我们刚想做智库的时候,智库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现在看来应该是进入到比较好的时期,因为就是社会复杂了,社会问题变多了,国家的决策程序、决策相关内容也都复杂化了,所以需要有更多智库出来,特别是民间智库,民间智库至少还是能够接地气的智库,可以反映一定的问题,它的政策取向可能跟政府的政策取向一样,但是反映了某种社会上的需要。

  决策科学化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其实严格说起来,民间智库的发展也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刚才讲的东欧中欧的智库,就是欧盟拿了500万,当地企业捐一点,一下子那个地方发展起二十多个民间智库,都是9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而且都运作得比较成功,而且旋转门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它的智库发展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良性循环,我觉得就是国家重视,给一个宽松一点的环境,剩下应该问题不大。或者就像你讲的民间企业家愿意支持,政府可以给鼓励,你支持钱我免你的税就可以了。

  周志兴:现在给钱可以免税,但是它会觉得有点危险,比如我捐给了你,你再做点别的不好的事的话,有点害怕。

  李凡:对,还是不信任的问题。

  民间智库和官方智库的竞争与合作

  周志兴:你站在官方智库的角度,觉得下一步民间智库和官方智库会不会有所融合、合作,这些机会会多吗?

  卢迈:我不代表官方,我不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我们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不敢说代表官方。就这个问题来说,研究嘛,大家有竞争,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合作。

  李凡:我们跟他们一直是有合作的。

周志兴:从现在的趋势来看,大家有点害怕跟民间的合作。

  李凡:也不是,要看什么领域。

  卢迈:另外研究本身都是你在大家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一些东西,我增加一些知识、贡献,在这个领域里大家都应该是一块努力的,每个人做得好都能够对整体上的决策水平的提高发挥作用,互相是有促进的。所以中国这一段时间是数量增加的时候,总得有一个时候人们是要看一看质量,要决定绩效评价,这个钱到底花在哪儿更合适。如果说民间智库的政策研究都做得非常好,不排除政府就把钱给你们说你们来做吧,十三五由你们来提。但是现在还没到这个地步。

  周志兴:有可能。我现在想在我们研究院做一个关于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的研究,我认为现在国家很需要这个东西。

  李凡: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且做这个研究还必须得有大的资金来支持。

  卢迈:现在制定改革政策或者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也有委托大学来做,这样的事情都有。

  李凡:所以这些我觉得应该还是学福特基金会的办法,大老板捐一笔钱,然后不管了,不干预,让智库自己运作去,这个办法比较好。但是我们的大老板做不到这一点。他觉得这是我的钱,我总要有点影响。

  周志兴:首先请选谁来管就是一个大问题,比如这个老板是一个左派,但如果选一个右派来管他资助的智库,他肯定不干。

  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谢谢你们的参与。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