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与分析第347期》习近平国家治理策略论析

作者:随红侠 发表时间:2015-1-8 18:23:22

问题引发改革,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积存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上任伊始,即充满了危机感,并怀着对中国问题和症结较为清醒的认识,以锐意改革为己任,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进程。而改革的核心人物无疑非习近平莫属。作为一个在基层工作多年,又研习了相关政治学理论的政治家和改革者,盘点其施政作为,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人所实施的改革路线,步履清晰而又有明显的改革理论的支持,颇见章法和套路,显然经过精心谋划和设计。下面即拟就习近平的改革路线作一剖析。

一、中国梦圆,凝聚众心

20121115日,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当选后的就职演说中,他就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1129日,上任第15天,习近平率领最高领导机构成员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展览,首次提出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3317日,在当选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后,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习近平又九次提到“中国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其“中国梦”的思想,呼吁13亿中国人为实现“中国梦”这一共同的奋斗目标而努力奋斗

(一)“中国梦”的内容

1.“中国梦”是民族之梦。“中国梦”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国家繁荣强盛、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是深深体现了近代以来和今日中国人理想和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之梦,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是大家共同的梦。习近平以平实话语指出:“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呼吁将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连接在一起。这就增强了“中国梦”的凝聚力。

2. “中国梦”是人民之梦。中国梦是谁的中国梦?“中国梦”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有具体的归依。在贫富分化严重的情况下,习近平将“中国梦”的落脚点放在人民身上,向人民作出了庄严承诺,中国梦最终是人民之梦,是为人民造福之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是要让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二)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与途径

“中国梦”不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在提出“中国梦”这一理想目标时,习近平心中同时就已经有了实现“中国梦”的总体方向、具体路线和施行方案。

1.实现“中国梦”的基本道路和前进方向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历经考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这就指出了实现“中国梦”的基本道路。讲话中表现出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自信。

2.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撑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也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爱国主义作为凝心聚力,把中华民族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以改革创新作为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这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撑。

3.实现中国梦的主体力量

“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是人民共享之梦。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习近平多次号召中国各族人民把中国梦和每个人自己梦想的实现结合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他还多次强调,要依靠人民来实现中国梦。

4.实现中国梦需要实干精神

习近平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呼吁共产党人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共同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作为实现‘中国梦’的引领者,中国共产党必须戒空谈,唯实干,方能富民兴邦。为顺利实现中国梦,习近平对“实干”精神予以再次和多次提倡

5. 行动路线勾勒:如何让“中国梦”成为“人民的梦”

中国梦要成为为人民造福之梦。为此,习近平对行动路线也进行了规划:(1)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扩大人民民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党的领导下,既要民主体制,又要法治为本。(2)仍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但同时他强调,也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3)他要求党和政府“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4他承诺,他领导的政府将“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要打击令公众不满的腐败成风现象。他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5他进一步承诺,在国家争取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维护公平、厉行节约;要建设一个更加廉洁、更有效率的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削减在官员福利上的支出,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

习近平“中国梦”讲话之后,有关“中国梦”的各种学习活动也在各地、各单位开始进行,有关“中国梦”的宣传画同时也遍布各地,提醒人们共同为一个凝聚13亿人心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以实现“中国梦”为统领,一系列的改革活动也开始紧锣密鼓得以展开。即使人们对“中国梦”褒贬不一,甚至有人仍会把它当作一个空洞的口号,但无论如何,“中国梦”都以其象征意义,唤醒着人们对理想主义的渴望以及为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和决心。

“中国梦”的建构是习近平对政治符号的建构和运用,它以对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的再次构建,发挥着为改革凝聚人心的作用。美国学者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将民族界定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每一个成员以想象的方式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而集体的容纳与同化的文化过程,形成了共同体内在的无差异的整体性,并因此建立起所有民众对这个民族国家共同身份的认同[1]。而习近平“中国梦”这一政治符号的建构,将“民族复兴”纳入其中,以爱国主义激情和民族主义调门,呼吁公众秉持对国家、民族的道义感、使命感、责任感,珍惜机遇,多理解、多支持、多参与、少干扰,朝着改革总目标的携手共进,共同迎来中国面貌的新变化。这就将与民族国家共同体相关的思想、观念通过政治符号传播出去,无疑有助于通过强化民众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形成一种共生共荣的感觉和集体意识,从而有利于凝聚人心,并反过来促使人们团结一致、努力服务于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复兴。同时,对“中国梦”的这一解读,也超越了狭隘的某一政党、某一集团的目标追求,而使口号的提出不再只是执政党的自说自话,而是道出了百姓对国家、民族和自身未来的心声和共识,并由此更增强了其感召力。而在信仰缺失、社会日益物质化、社会公平问题凸显的当下,以“中国梦”统领人们的思想,无疑也为全面改革的推进树起一个理想信念的旗帜,并以梦想的打造暗示了未来改变的无限可能,吸引和鼓舞中国人重新圆梦的士气,是改革前夜的理想号召。它也不断给予每一个中国人这样一种信念:只要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就能获得更好的生活。 “中国梦”,既是执政党在新形势下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也是改革的动员令,更体现着一种深切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未来改革使命艰巨,习近平必须“凝聚共识”,调动起十几亿人民的积极参与、付出和奋斗,以国民的思想共识与精神信仰,带领国家前行。因此他首先提出一个理想目标,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1931年,“美国梦”的概念在美国经济陷入低谷的时候,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推动美国人克服压力困难,走出了低谷。正在前进中的中国,也需要这么一个梦想的支持。这也正是习近平为未来的道路,所谋划的。

二、表明中间立场,兼及左右

习近平上任后,迅即表示了他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肯定,同时,不同于往届国家领导人,他在讲话中又多次提到毛泽东,表现出他在两者的路线之间慎重和理性选择,既不偏左又不偏右的温和、稳健的改革派意识和作风。

(一)缅怀、纪念邓小平,重申坚持改革开放

2012128日,十八大换届后不足一个月,习近平第一次出京,即作出意味颇为深长的动作——改变其前任膜拜红色图腾的“传统”,重走邓小平当年走过的南巡路线,一路轻车简从,不封路、不清场、不题词,带头落实八项规定,深入群众探访民生。 在改革圣地深圳,在莲花山上,他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在种下一棵愿望树后,再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口号,并倡言改革。陪同的除了现任官员,还有四位当年陪同邓小平南巡的老同志[2]。习近平在仪式现场表示:“党中央作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的话要有新开拓。”这就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向公众明确宣示了他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肯定和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未来发展方向,同时也藉此表明了他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锐意改革的决心和立场,定下改革总基调。

紧接着,20131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前者体现了对建国初期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成就的肯定;后者则表明了一种决不能因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而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的立场。面对改革开放前后出现的错误与失误,习近平以理性的态度予以对待——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0多亿人口的大国,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曲折、错误和问题也在所难免,而前进中的探索成果不能轻易否定,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日的发展局面。“两个不能否定”明确回答了中国所面临的两个基本的和关键性问题,即在中国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要不要搞改革开放的问题,对改革开放路线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习近平一再强调的“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认识也正是一致的。习近平提出“两个不能否定”,不仅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更是站在历史视角,实事求是、理性看待问题得出的科学论断,体现了一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吸收经验,吸取教训的积极态度。

2014820日,中共中央举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充分肯定了邓小平为党、为祖国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及其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确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他还追思和学习了邓小平的“崇高革命风范”:信念坚定、热爱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精神、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并将“信仰”和“对人民的热爱”提到第一位。他重点强调了邓小平的改革理论,并大力彰显了邓小平“革故鼎新、一往无前的勇气,一种善于创造性思维、善于打开新局面的锐气”,“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埋头苦干”的精神,再次表明了他将继续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根本立场和推进改革的决心。这些,都体现了他对邓小平及其改革开放路线的肯定和对未来坚定改革开放执政理念的传达。

(二)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维护和毛泽东思想的倡导

新一届领导人执政伊始,对其未来的执政走向,外界未免存疑。在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尤其是随着薄熙来问题浮出水面,有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内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势力将遭受致命打击,在十八大前的记者招待会上甚至有国外记者提问十八大的党章是否可能在指导思想中删去毛泽东思想。对此,习近平以言行表明了自己的鲜明立场。

首先,上任不久即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充分肯定。习近平主持制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旗帜鲜明地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20121117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第一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上任后第一次提及毛泽东,即表态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再即前述201315日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一语,再次明确表达了他对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的肯定。2013 12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把党和国家建设好;其间再提毛泽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要求牢记“两个务必”,并引用了众多毛泽东的经典名句,如“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倒海翻江卷巨澜”等。

其次,他上任后还在多个场合屡次引用毛泽东语录、诗词和典故。2012111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即引用毛泽东语录如“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等。201211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他又引用毛泽东诗词,以“雄关漫道真如铁”和“人间正道是沧桑”来指称中华民族的昨天和今天。20121225日,习近平探访民建中央时,提及毛泽东和黄炎培有关以民主打破“历史周期律“的对话。2013 11日,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讲话时,又引用毛泽东“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的诗词,号召人们团结奋进。201331日,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习近平又引毛泽东延安讲话,重提“本领恐慌”敲响警钟。2013711日,习近平前往河北西柏坡参观期间,提醒党员牢记毛泽东曾经提出的“六不”建议,即禁止党员做寿、送礼等行为规定,要求党员坚决反对“四风”,并反复提及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20149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引用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表明了自己同样要克服一切困难,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决心。凡此种种。

不仅对毛泽东思想予以明确肯定,与历届领导人不同,习近平更数度将毛泽东摆在台前,多次引用毛泽东语录、典故等则进一步表明了他对毛泽东本人的敬重,从其引用内容来看,其中大多数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如全心全意为人民、实事求是、廉政爱民、克己奉公、勤政治国等思想以及毛泽东表达战胜困难决心及对未来期待的励志性话语,这些同时也表达了他意在继承毛泽东思想之精髓,实现中国复兴的志向。

习近平身上有着丰厚的红色基因,从他以往的言行,可以看出,对毛泽东有着深厚的感情,对毛泽东的推崇也由来已久。早在2008年,习近平在《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回顾与思考》一文中,就特别提到毛泽东:“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各方面建设,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基业上展开的。”196619972011年习近平曾三访韶山。第三次访问是在20113月赴湖南调研时,他专门到韶山向毛泽东铜像献了花篮,参观了毛泽东、刘少奇和彭德怀故居,并称,重温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业绩、崇高精神和道德风范,深受教育,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全国人民的骄傲,中华民族的骄傲。”2011114日,出席举行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时间,他五次提到“毛泽东”,并盛赞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自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以来,习近平在每学期开学或结业典礼上讲话中,屡次重复毛泽东讲话,要求中共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原著。20125月,又讲话强调全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精髓。而从“学习小组”总结的“习近平引用过的毛泽东名言”来看,在其任前很早的时期,他就对毛泽东著作非常熟悉,并在多个场合已经经常引用毛泽东名言来说明问题了[3]。这些都体现了他心中牢牢树起的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毛泽东’这个名字是最响亮、最有震憾力的。因为毛泽东有一颗太阳的心,孕生的力量驱使我们不断寻求和坚持正义、爱心、良知的社会道德责任。毛泽东的家庭和亲人为践行他的教育思想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也总让我们泪流满面而感动。在当前物欲横流社会道德堕落和价值观扭曲的现实下,追忆毛泽东对家庭和亲人教育的故事,品读中国‘第一家庭’的人格故事,更让我们坚信: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这段话更是展现了面对“当前物欲横流社会道德堕落和价值观扭曲”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他不仅肯定且一再彰扬毛泽东思想的原因——毛泽东所有的,也正是当下之所缺,当今中国需要有毛泽东那颗“太阳般的心”。

综上,在上任伊始,在有关新一届领导人未来发展方向的疑惑面前,面对历史和当前的问题,习近平既不激进,也不保守,而是以理性的态度,在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评价之争中,选择了中间路线,而将二者有效地调和起来,积极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让双方思想的精髓均得以彰显并服务于新时期的改革事业。而就目前来看,二者思想的综合,也许正是当下我们所需要的。习近平一言一行都颇有深意,他对过去两个重要历史时期及其领导者的表态、选择无疑是极为理性的。他在民间左右两派的争议中[4],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给以明确表态,不仅为未来道路和发展方向奠明了基调,为稳定人心、去除疑惑打下了基础,也体现了他尊重历史、勇于扬弃和继承的精神,同时更有利于团结更多的力量,争取更多的支持,全力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有媒体即认为,多年来,历届总理在国庆致词中提到建国以来这一段时期时,经常使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说法,彰显改革开放的成就,而2014年习近平国庆致辞中却多次代之以“65年来”的简洁用语,并特意缅怀了革命先烈和老一辈领导人。这表明他意在杜绝左右两派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段时期孰对孰错之争。[5]正如《左派右派都不是推动中国改革的主力军》一文提到的那样,“中国社会大多数人并不支持左的或右的激进主义。……中国大多数人希望的只是‘公平一点,腐败少一点,干部管得严一点,百姓福利多一点’。现在的中国‘沉默大多数’是两极激进主义之间的中间派。这些沉默的中间派‘是推动当前中国朝向改革开放道路继续前进的主力军’,他们人数众多,注重实务……相比来说,“两极”只占到劣势。……可以说,温和的改革仍然是大多数国人的共同愿望。[6]”超越乃至统合左右,充分汲取二者的精髓,通过对两代伟人革命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向现存问题开战,不失为深化改革的一个稳妥策略,也是习近平从大方向上为改革开出了药方。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走的更远——2014111日为纪念古田会议召开85周年等周年活动,近百名红二代在北京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后代座谈会。“林彪元帅之女林豆豆”之语的出现也体现了习近平一分为二看待前人历史功过的客观、理性态度,同时更展示出他积极为改革赢取更多支持的改革策略[7]这一做法,与亨廷顿有关推进改革,需要避免过多过早树敌,尽可能团结可能的力量的理论也是非常切合的[8],有利于为其未来的改革释疑解惑,铺平道路,赢得更多的支持——同时,调和并非就没有担当,他对“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描述,对改革不应有畏难精神的强调,亲自担任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又无处不体现了他的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并由此让人们进一步增强着对领导人和改革的信心。

三、强化中央集权,确保稳定和改革推进

改革需要权力的集中,才能确保改革的全力推进。在内外形势复杂的中国,改革还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以免着意于改良的改革,反而诱发革命。有鉴于此,习近平上任后,为促进改革顺利推进,采取了不少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并着力于确保改革环境的稳定。二者有时分离,有时交织在一起,本文在此将二者放在一起一并叙述。

(一)以三大改革领导小组强化中央集权

强化中央集权首先体现在三大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首先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决定设置的两大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其次则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1.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201311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到,“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由此,“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201312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展开工作,习近平任该领导小组组长“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指定一个机构负责改革工作,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随后,地方“深改组”也逐个揭蛊。20141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举行首次会议,李克强刘云山以及张高丽出任小组副组长。参会人员囊括了国务院、人大、政协、军委、政法系统等部门负责人,发改委也将在“深改组”中扮演重要角色,中纪委、中宣部等均有人参加。相关部委的与会也体现出未来改革的方向。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工作规则等规章制度,并在领导小组下根据改革任务确定了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六个专项小组名单。

由此,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之外另立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建立起了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并协调各个部委、各相关部门参加的最高领导协调结构,由此而将权力向中央政治局集中。这一设置原因可能有二其一,表明对改革的重视,以及进行全面改革设计与执行的决心其二,中国现行体制中长期形成的条块分割和利益集团,已经强大到要挟中央,破坏改革的程度和地步,改革要深入推进,无论是简政放权还是调节收入,都会面临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等各方利益主体以及保守、畏难观念的掣肘。要对原来的利益格局进行大调整,打破各种利益关系,会引起许多矛盾、阻力和抵抗。如果中央不抓顶层设计,在各个部门完成设计、形成格局以后,缺乏辩驳和统筹决策的机关,再协调就难了,因此要建立一个中央直接领导的工作班子来进行强有力的统筹协调。中国的改革需要突破现有利益格局,这就迫使中央不得不强化集权,而以在其直接领导下的改革领导小组,来保证总体战略的贯彻执行。而由习近平领衔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更有利于突破利益藩篱,促进中国全面改革的推进。

而建立统一的改革领导机构,此前已有历史经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即曾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统领、协调经济体制改革全局,起到设计总体方案,协调各方利益,组织试点的功能,主导了多项至关重要的改革。各部委所有改革方案都要送到体改委征求意见,经其协调后才能上报最高领导批准。后来体改委被并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而国家发改委职能主要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对于全面深化改革,难胜此任。有鉴于此,有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家代表都提出过建立一个由中央直接领导的国家改革委员会来统筹经济全面改革,统筹协调顶层设计的建议[9]。而在党的历史上,作为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议事协调机构,领导小组也是执政党展开各项工作的重要方式。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而从规格来看,领导小组的设立,以往国家体改委是在政府层面,这次则是在党中央设立的,层级最高;不但党中央协调,公报还提出各级党委要在统筹改革方面发挥作用。作为全党、全国最高的协调改革的领导小组,它更具权威性,从而能够保证改革的顶层设计、协调、推进和监督每一个环节的落实,有助于确保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领导小组的成立,使得有关改革的讨论、决策制定和任务落实,都提高到中央领导层面,将改革权收归中央,而非由国务院各部门执行中央政令,是打破现有权力格局,对权力进行重新配置的一项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从改革所面临的形势来看,这种中央集权的加强实属必要。

与此同时,习近平还担任了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统一思想和行动,围绕强军目标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

2. 国家安全委员会

改革需要稳定的环境。然而当下,中国内外部安全形势相互交织,且日益复杂。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国家安全的内容已远不止国防建设、大国博弈、领土安全等等,信息网络安全、经济特别是金融安全,以及社会转型造成的中国内部矛盾多发、国际势力介入和制造分裂等,都使得中国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内外环境,原本孤立事件恶性发酵的几率在增加,不确定的突发事件增加的可能性呈上升态势。尤其是进行改革,必然还要面对利益集团对改革施加的阻力,以及改革可能诱发的种种不稳定因素,这就更增加了形势的复杂性。面对这一形式,要想保障改革能在平稳环境下进行,必须首先确保国家安全。这也是改革能够得以顺利、成功推进的坚强后盾。而相对于国外多有相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置这一情势[10],当前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力量则分散在政府、军队各个职能部门当中,缺乏一个国家级别的危机应对和管理机构。由此,建立一个国家级、全盘统筹的机构,防患于未然,势在必行——习近平则称之为“当务之急”。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继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确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124日决定设置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习近平任委员会主席,李克强、张德江任副主席,下设常务委员和委员若干名。

由此,由中国执政党、政府机构和立法机构一把手牵头的国家安全最高跨机构协调机制得以建立,以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制定顶层战略,应对国家安全及突发事件危机等重大危机,防止内外部安全冲突。这也将改变以往国内外安全各个领域由多个部门负责的现状,而作为以国家名义成立的机构,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层级全盘统筹,从而有利于国家内外安全工作的迅疾、有效展开。从目前的设置看,该委员会统筹了党政军所有力量,囊括了国防、外交、公安、国安、外宣办、国新办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可以全面调动党、政、军立法部门下属的所有机构,统筹对内、对外安全事务。而领导层人员的组成,不仅表明了对成立该委员会的重视,也确定了该委员会最高级别和统领性国家安全机构的地位,并传递了一个核心部门将高度协调统一,更加高效应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强烈信号。该委员会建立于集体领导基础之上,既是领导机构,也是一个决策机构,但不是一个日常办事机构。从性质上来说,它应是一个横跨党、政、军,涉及国家安全事务的各部门首长的定时会议,“更多的是一个议事会议、其政策协调、统筹的作用,带有战略谋划性质”。国安委可能会开一些扩大会议,针对一些突发事件、重大安全事件等,运行机制有一定的灵活性。“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确定了该委员会的基本使命。其性质是国家安全战略规划机构和国家层面的危机应对与管理机构,有助于健全国家安全机制。其权力在中央,体现了在维护安全和稳定方面的中央集权倾向。

而从中国当下的形势来看,当前改革进入突破期,而国内外安全形势非常复杂,同时,当下的中国,虽存在诸种问题,但总体上人心思稳。建立这样一个委员会,既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人民的安全与利益,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保障。

3.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2014227日,中国政府酝酿已久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等为小组成员。这表明中国或者说习近平本人以及他所在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视网络安全问题为中国最紧迫的战略问题之一。该小组由最高领导层直接指挥,同样有利于改变中国互联网管理体制多个部门各自为政的现象,建立起国家级别的网络安全保障机构。这体现出在国家战略上,中国对“网络战”的高度重视。该领导小组将统筹协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研究制定国防军事、国务院系统及意识形态三个方面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法治建设,增强安全保障能力。其办事机构即该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承担具体职责。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兼任该办公室主任。随着中央领导小组的成立,各省市也将相继建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对相关职能部门的统筹协调;可能还会涉及到对一些职能重复部门的相关体制改革。

从其职能来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服务是其要应对的两大战略问题。而领导人讲话和领导小组名称均把“网络安全”提到了“信息化”前面,可以看出国家对网络安全的偏重。此前的国家战略对信息安全重视不够,而是以信息化建设为主导模式。而此次领导小组则将网络安全放在首位,意在以基础设施、人才、技术方面的支持促进对中国网络安全的维护,由此信息安全可能会成为政府、军队、金融、能源等重要部门及行业信息设备采购转向以国产设备为主的关键因素,以增强自主和可控性,网络安全行业的产业发展也将会大步提速。——新闻:政府部门统一采用国产电脑。同时,由于习近平强调要做好网上舆论工作,对在线交流和网络信息内容管理和网络空间之力的掌控力度因此可能也会加强。

当下,中国在网络和信息化建设的自主创新方面还相对落后,同时,网络安全方面的任务和挑战也日益复杂和多元,中国也已成为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国[11]。斯诺登事件等更使网络安全问题被提上日程。世界各国对网络安全问题也都极为重视,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颁布了网络空间国家安全战略。因此,建设国家网络安全体系,对中国势属必然。而我国网络管理体制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网络管理和产业管理远不适应形势需要[12]。必须解决部门之间的竞争和对峙,建立中心驱动的战略国家战略,由此也促使了领导小组的成立。这既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的落实,也意味着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方面中央集权的加强。未来信息安全有望从国家层面进行统筹规划,而信息安全法规完善并加强政策执行力度也有望得到实现。

综上,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3个月以来,中央在现有架构外新设立的上述三个“超级机构”,既为时势所需,又体现出一种加强中央集权的新取向。

(二)重树中央权威,优化权力配置集权于上

地方各自为政,“政令不出中南海”已经成为改革的重大阻力。要实现改革政令的推行和制度运作,必须重树中央权威,对地方予以有效的制掣。为此,习近平也进行了有效的工作。

首先是以各种方法树中央权威,整饬地方涣散。一是再三强调树立中央权威,加强党的组织和制度建设。2013122日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强调全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正确处理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和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任何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20136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中央政治局成员要带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约束,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决策,坚持重大问题按规定请示报告,用实际行动树立中央政治局高度团结统一、步调一致的良好形象。“我们这么大的党、这么多党组织和党员,如果都各行其是、自作主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那是要散掉的。”习近平在2014年某次中纪委会议上的讲话对地方党政官员自作主张、自由涣散,欺上瞒下的行为予以严厉痛斥。2014114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检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要求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都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要求加强组织管理,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对待组织的问题,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接受党组织教育和监督;切实执行组织纪律;要求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是党的一员,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相信、依靠、服从组织,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党的各级组织和部门都要贯彻落实。二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大力反腐力树中央权威。在作风建设上,自上而下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党内全面整顿“四风”而从思想上给地方官员立警;同时,连续出台一系列有利作风建设的制度文件,并加强执行,以空前力度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割除了众多严重损害执政机体的“腐肉烂疮”,对地方的恣意妄为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让地方官员对中央权威平添畏惧。同时,也以其举措的正当性树立起中央的威信和地方对中央的敬意。

其次是优化权力配置,建立制度机制使权力收归于上。反腐过程中,习近平加强了中央巡视制度建设,虽然该制度早已有之,但此次反腐中央巡视组成员的配备之强,远超过去。中央巡视组往地方的不断派驻,以及地方各省区市巡视制度的相应加强,和中央巡视组对地方巡视工作领导的加强,无疑都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央集权。同时,纪检系统垂直管理,原来主要由各级地方党委掌握的纪检权而主要由中央和上级党委掌握,并反过来使其着重实施对同级地方党委的监督。20149月,中纪委监察部机构集体迁入中纪委大楼,实现了中纪委11年来的首次合并办公。201411月,中央批准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新的反贪污贿赂总局,将其原有的反贪污贿赂总局、渎职侵权检察厅、职务犯罪预防厅三个部门有效整合起来。再即垂直整合司法体系,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为推动法院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促使法院排除地方干扰,独立行使审判权,中央着力推动司法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省级以下地方司法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推行司法公开制度等要求。20141月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又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守法,并提出要建立干预司法的登记备案通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20146月,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对法官、检察官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管理制度、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法官、检察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任免,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等司法改革措施以《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为统领,在6个省市先行试点[13]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又进一步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以及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的要求。这无疑有利于以审判独立的加强强化中央对地方的领导。在军队监督管理方面,201411月,习近平则签署命令,使解放军审计署由总后勤部划归中央军委建制,在中央军委领导下,主管全军审计工作,对中央军委负责并报告工作,其党的建设、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由军委办公厅领导[14]。这就将军队的审计大权收归中央,从全局上加强了对军队审计工作的组织领导,增强了其审计监督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实效性,加大了对军队活动审计监督的力度,从而有利于中央从严治军改革方针的实施。

(三)意识形态领域控制的加强

习近平强调改革的稳步推进和稳定的改革环境,要求必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改革。为此,他也不断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这首先是源自严防西方价值观对中国不断渗透的意识。新中国成立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即由来已久。这包括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文化、科技等软性力量来推行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进行文化扩张与渗透、扶持中国的一些“西化精英”等。国内,网络舆论多元传播尤其是激进理论传播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也构成威胁。对此,习近平保持高度的警惕意识。在 2012 12 26 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即指出:“我们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等方面都与西方国家存在完全的不同,这就决定了我们同西方国家的斗争和较量是不可调和的,因而必然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十分尖锐的。西方国家不论从国际战略格局上来说,还是从意识形态上来说,都绝不会希望看到像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顺利实现和平与发展的。而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搞垮我们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在 2013 8 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对于西方的价值渗透要进行有效的防范;要求宣传思想工作要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在搞清楚重大是非问题的基础上进行有力的批驳,并通过“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予以应对。有鉴于此,再加改革必然造成利益触动并可能引发不稳定因素,习近平在意识形态控制上因而奉行了比其前任更加强硬的路线。他要求加强网络管理和监控(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建立即其表现之一)。2013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部署了全国范围内的打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并查处贵州李某等多名利用互联网制造和故意传播谣言人员的行为,避免因其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网民跟风;对该项行为,甚至不惜在必要时以《刑法》震慑。他强化对一些异见人士的管制,言论自由也相对收紧。除了怀柔,他甚至不惜采用强力手段来加强对稳定大局的维护。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则通篇贯穿着“两个不能”的重大战略思考:第一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也即要坚决守住政治底线,绝不能颠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第二是不能留历史性遗憾,抓住机遇,全面深化改革。这与习近平所讲的“中国是个大国,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全面深化改革尤其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也是一致的。这是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是为改革创造稳定环境之必要。而其对社会的控制也是以此为底线来进行的,除此外,中国社会仍然还是会保留意见的宽松。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化与对多元文化的容忍能力是一致的。30多年来,中国对多元文化的容忍程度在提高。在中国共产党的安全感不受到威胁的领域里,社会的自由度还是非常大的。

三大机构成立,以及习近平亲任主席和组长,这将加强中央乃至习近平个人对军队、国家安全和改革进程的控制,加强各部门之间协调合作的努力。考虑到中国面临的改革挑战之大,这么做是有力而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只有协调一致、整体应对,才能有效应对困境和挑战。习近平亲掌这些机构,也是意在确保中国20年来最大规模的改革行动方案的全面推行和落实。新的三大领导机构的设立是新领导集体成功集权的体现,它满足了中国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的需要,有助于为改革推进提供重要保障。改革需要力量和统领,不统一决策权和行动权,是难以有效将改革进一步推进下去的。而历史证明,中央集权可以增强国家集中办大事的能力。这也是所谓的“威权”管理体制的优点之所在。而根据亨廷顿的理论,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对政治参与的必要限制以及威权统治,对防止动荡而维护国家安定,是非常重要的。中外历史证明,在一种非常态化下推进改革,若改革者没有一定的权力集中,改革就很难推进,故适度集权是必要的。考虑到中国既得利益的强大,改革者只有将一定的权力集中在手上,拥有更大权威,更少受利益集团的掣肘和干扰,才能更好去推动那些有益于整个社会的变革。同时,面对政令下行受阻,威胁中央权威,中央政府被指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和执行力的政治格局,以各种有力措施重树中央的绝对权威,也有利于改革制度措施的顺利推行。这种管理体制,具有非常强势的权力和对时局的可控制力。实践也已显示,习近平与中央层面的强势,也已使得一年多以来地方政坛一改之前的“争奇斗艳”,而开始趋于沉寂。而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确保稳定的做法,基于同一考虑,也正如萧功秦所言,凡此种种,皆在于用新权威主义的铁腕,抑制并防范政治参与爆炸造成的“薄壳效应”,为改革推进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这有助于拔出激进主义的雷管,使得民粹主义思潮被边缘化,整个社会往理性的方向发展,并为以改革成果化解社会矛盾创造时间[15]。前苏联解体的教训昭然若揭,因此,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对突破改革的瓶颈区,克服改革停滞、回流的社会担心,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安排。同时,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决策的机构,邓小平引入中共的内部集体磋商、达成共识的体系在习近平领导下也将会继续得到加强。这也有助于以制衡防止个人集权的发生,更何况,新一届领导人和整个社会也已更理性,这也有利于超越个人崇拜的狂热。同时,现在的集权主要是针对权力分化如地方权力过大的诸侯化倾向,而进行的必要的集权,因为不解决这些现象,整个政治体制就根本无法有效运作。再者,集权之外也要看到分权,如中共党内的分权制衡、当下的政经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政事分开、审判独立等。中央一直鼓励“摸着石头过河”,也是“分权”。同时,集权和权力可制约不是矛盾的,集权之外如有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亦可防范过度集权化清晰。而同样,分权也并不意味着权力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分散也可不受制约。且设“小组”并非“小组”一帮人说了算,而是在中央领导下,集合全党智慧。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在会前广泛征求了很多地区、部门和党内外人士的意见。20136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加强中央政治局自身建设,强调要全面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坦诚相待,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集体作出决策[16]。这种集体决策方式而非西方的总统个人决策机制,也有利于预防风险。

而另一方面,不容忽视的是,中央集权也有其局限性,它很有可能“抑制地方大员的活力”,导致中央在改革前线的独自冲锋,以及当下地方比较沉闷,被动跟风的局面。尽管习近平强调“注重顶层设计”和“地方主动性”的齐头并进,但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中央强势地方弱化的局面。这对改革统筹谋划是必要的。“成大功者不谋于众”[17],而最值得担心的则是,中央集权式的独自冲锋,因缺乏地方尤其是群众的配合,而带来僵化,带来改革政令在地方的难以推行。毕竟,仅仅自上而下的推动是远远不够的,没有与自下而上的力量的结合,改革很难能得以成功。仅仅集权,绝不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和促进公平竞争的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当年毛泽东面对强大官僚集团的时候都觉得不发动群众不行,因此仅中央一种力量从上往下推动改革,仅仅依靠下级向上级负责,会遇到很大困难,如来自下级的欺瞒等等,也均是史已有之。分权与集权的把握,需要分寸和平衡;而集权下借助群众、传媒、舆论等民意的力量,发动群众,实现自下而上对改革的推进,才是改革继续向前的重要方向和力量。否则,孤掌难鸣,改革难能走得了太远。在集权的同时,在推动改革的方面,需要防止两种力量的失衡。除了借助民间力量,还可以借助各省之间内部竞争的力量,把各省的力量调动起来。因此,避免强人政治主导下的体制带来的苦果,由特定时期的集权而逐渐在改革过程中和协商民主的长效制度机制相结合,导向民主宪政的制度安排,则是最佳的结果。在以改革促进稳定之后,社会的自由度会不断加大,结合民主的制度构建,必然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制度运行激励机制。

四、思想教育,重树社会价值观,助力制度建设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直接支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观念和行为,是社会、政治运转和制度有效运作的重要支配力量,影响极为深远。而在发展经济的社会浪潮中,当下社会价值真空凸显。改革要仰赖人的行为推动,人的行为则由其观念所决定,因而,培育和弘扬社会核心价值观念,有效整合社会意识,并推动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可最大限度地增强改革的效果。正是基于对此的清醒认识,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习近平对社会价值观的重树,可谓非常重视、着力尤甚。

(一)对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多次提出和强调

首先是201211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练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 字并要求予以积极培育和践行。然后是20121115日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同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又提到,中国人民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201211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又提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201331日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又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古语指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20133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到,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和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是“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东西;2013428日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再提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54日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要求,广大青年要“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倡导良好社会风气。要……自觉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20138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就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和践行再次作出强调,指出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并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因而要求要在全体党员干部和全社会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同时要求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要对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他们“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20131126习近平在山东曲阜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时再次强调,“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201312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又就理想信念、文化软实力和对外传播的问题进行了阐发,指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20142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又提出,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2014 2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做了关于《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基础》的讲话,突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软实力提升中的重要地位,对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性质与定位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思想指导;20143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时,又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20145月,在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要在各族群众中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群众对祖国、民族、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同时,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他都一再强调信仰、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强调忧患意识、艰苦奋斗作风、一心为民、实事求是、勤俭节约的价值观念。凡此种种,在历届领导人都将重心放在强调发展经济之上时,他在不同场合都表现出对价值观重树的再度确认和分外强调,这无疑对树立新的社会导向有着重要的引领意义。

(二)核心价值观建设理论体系的日渐完善和成熟

2014 2 24 日习近平关于《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基础》的讲话,为今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指出了方向。从其内容来看,可以说,这次讲话意味着习近平核心价值观理论体系的日益成熟,是其对核心价值观认识的一次系统理论总结。其内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了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基础性地位

习近平强调,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来抓,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习近平: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也成为多家报纸和网站的新闻标题,向人们昭示着中央政府而非仅仅是民间自身对社会价值观影响价值的确认和肯定。他还将核心价值观视为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并指出了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对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意义,主张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

2.指出中华传统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特质,其孝、和、仁、义、礼、智、信等共同文化信条,为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极为深厚的文化基因。这种共同的文化认同也为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认同提供了最大可能。因而,在核心价值观建设过程中,要紧紧抓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蕴含着丰富思想道德资源的中华传统美德,加大对传统的吸收力度。具体而言,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

3.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途径的理论认识

习近平提出,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教育引导和舆论宣传,“润物细无声”

他主张价值观教育要进教材、进课堂,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要润物细无声,运用各类文化形式,生动具体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何为真善美、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他要求要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和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营造“日用而不觉”的浓厚氛围。要利用重要仪式和重大节庆日等契机,开展爱国主义、民族传统、礼节礼仪等主题教育活动。

2)上行下效的示范作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学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这就强调了价值观建设上上行下效的力量,由此也对执政党表率作用的发挥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执政党和政府是社会风气的导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社会风气的建设,执政者责无旁贷。有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表率和引领,社会风气也会随之而逐渐向好。如在要求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时,他也强调了各级党政军机关、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国有企业,各级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18]。这一点在习近平的很多行动上都有所显现。

3)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落细、落小、落实

他认为,价值观不是大而空之物,它要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得以感知和领悟。因此,要注意把国家提倡的价值观念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由此,他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主张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各种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之中,吸引群众广泛参与,推动人们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提高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总之,他希望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从而布下价值观教育的细密之网,让人们无时不沐浴在价值观的熏陶中。

4)以制度建设带动价值观建设

习近平不仅重视对价值观无处不在的宣传,更注重发挥制度建设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政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要用法律来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各种社会管理要承担起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注重在日常管理中体现价值导向,使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鼓励、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一是借助政策导向推动,一是以法律的惩戒机制推动,再即以各方面的管理行为推动和倡导,这些认识,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价值观理论认识的成熟性。价值观建设绝非仅仅宣传就能解决的问题,必须以实践认可与行动来得以体现。而政策本身就表明了党和政府的价值取向,即是一定价值观指引下的产物,如一个代表社会公正的政策、一个有关限制会议经费使用的政策本身就是对公民进行的一次极佳的价值观教育,它直接以文本的形式宣示了政府所持守和确认的价值理念;同时,正所谓“以刑生德”,通过健全法律的奖惩机制,以法律的刚性约束来促进和引导社会价值观的重塑,类似制定鼓励见义勇为的法律制度、过马路遵守交通规则给予奖励等等。而社会管理和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更是对某种特定价值观念的直接展示和宣扬,并有利于人们对特定价值观的直观感知。

(三)注重对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实践和身体力行

理论路线的清晰,直接带来了习近平价值观建设上行动路线的明确。除了对核心价值观建设重要性在多个场合的更多强调,习近平更以实际行动对其理论予以大力践行,以自身行动而“润物细无声”。

首先是体现在宣传力度上。就任前夕和就任以来,习近平多次提出和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其频率而言,新一届领导人对价值观的强调远甚以往,处处体现出国家层面对价值观建设的重视、着意强调和倡导。自习近平上任以来,伴随着其对价值观建设的分外强调,最直接可感的是,各种有关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标语开始持续张贴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其中既有有关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语,也有宣传具体核心价值观的标语,仅就北京而言,与以往相比,习近平就任后,这类标语似乎一夜之间涌现在了北京的大街小巷,或以红色横幅悬挂于天桥上,或以宣传画形式展现于墙壁间……凡此种种,充分展现着新一届领导人对社会价值观培育和大力宣传的重视。

再即以制度建设和实施并以国家最高领导人身份在自身行动上着力践行。

首先是在多种场合对培育爱国主义精神、民族精神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重要活动多次安排使用红旗轿车,彭丽媛在多个场合戴国产手表、穿传统旗袍、使用国产手机等[19],都既弘扬了一种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宣扬了一种勤俭简约的理性消费理念。有鉴于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的道德因素的重视,与前几任最高领导人相比,习近平特别表现出对儒家文化的浓厚兴趣,着意以宣扬优秀传统文化挽救社会道德危机。20131126日、2014911月他两次到山东曲阜考察,弘扬儒家文化。201454日又到北京大学与国学大师汤一介促膝交谈。他还主张学校教育要大力弘扬国学。2014327日在法国巴黎发表演讲,强调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的同时,他对中华文明的地位又再次予以强调。

其二,确定历史纪念日并进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唤起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此处,其对价值观有意识、有计划宣扬的思路清晰可见。在其上任后,与此前相比,中国的纪念活动明显增多,且规格提高,并着意宣传而让人感知,而与以往在此问题上的淡漠无为形成鲜明对比。其动作主要有:2014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议,将9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同年331日,民政部发布《烈士公祭办法》,规定了烈士公祭活动的9道程序。44日,中央宣传部等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隆重举行清明烈士公祭仪式。73日起,国家档案局官网以一天上网一个的形式公布45个日本侵华战犯笔供。76日,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同胞纪念馆和新华网共同筹办的国家公祭网正式上线。201477日上午,习近平率领首都各界代表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加“七七事变”七十七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国民党老战士也参加了纪念活动。这是首次有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七七”这天参与官方纪念。往年一般都是“逢五”和“逢十”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今年则活动规格罕见,中国党政军高层将一起参加纪念活动。中国国家电视台、广播电台、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络电视台现场直播纪念仪式。有关各地纪念活动的新闻也在网上得以迅速传播[20]93日首个抗战胜利纪念日,习近平再去卢沟桥。8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再次以法律形式将9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并规定每年930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930日临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等又下发《关于做好烈士纪念日纪念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精心组织安排烈士纪念日各项纪念活动。93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午10时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表达缅怀追思。这一系列行动表明,国家纪念烈士和历史纪念日观念提升,纪念规格升高——纪念多由国家层面进行,典型如以往多由地方政府举行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悼念活动,如今则由国家级领导人出面,成为国家级纪念日。除此之外,习近平在各地视察期间,也常专程前往烈士墓瞻仰。20132月,习近平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专程前往东风革命烈士陵园敬献花篮。201311月,习近平考察山东,专程前往临沂华东革命烈士陵园敬献花篮,并强调革命胜利主要是党和人民水乳交融,要求对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要大力弘扬。在国外,习近平至少在11个国家出访时,向到访国的烈士墓或纪念碑敬献花圈。这些,一方面是为唤起国人对历史的记忆和铭记,另一方面,也是通过纪念活动,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怀,唤起全社会的爱国主义热情,并以缅怀而对传承中华民族气节血脉不忘英烈精神予以呼召,而由此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为人们提供一种凝聚民族力量和民族精神的历史感召。而国家在纪念历史和烈士观念上的变化,其用意正如习近平所明确提到的,“……这样更有利于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由此也可以看出习近平在此问题上思路之明晰。

其三,社会文化对人们价值观塑造的影响极为深远,有鉴于此,习近平也加强了对社会文化领域的积极管理。习近平要求学校教育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加入。2014 3 月,《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印发。这是由教育部发布的在全国各级学校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专门文件,可见其重要。文件指出,中学生、大学生要读一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他积极加强网络空间建设。2012227日,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牵头,全国“扫黄打非”办、工信部、公安部、文化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工商总局、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九部门27日下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自3月初开始至8月底结束,历时6个月在全国深入开展整治互联网和手机传播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21]。广泛发动社会公众监督举报、形成打击网络淫秽色情强大舆论声势,全面净化互联网和手机媒体环境,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网络文化氛围。2013年又展开了对网络谣言、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的大力清理;同时,习近平还强调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针对文艺隶属市场的现状,又以国家最高领导人身份道出民众心中之所想,发出文艺不能当市场奴隶的明确呼声[22],并产生了良好的反响[23]

其次是注重加强党和政府的作风建设,以此带动社会风气转变。这主要体现在其上任以来大力开展的转变作风建设和反腐活动,也包括其他种种树立正面价值的活动。习近平上任后,即提出从严管党治党的要求,并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严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一活动的实效不得而知,但是它作为党中央发起的重要活动,无疑对宣示一些核心的政治价值理念,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一定程度上可以引发党员怠惰、麻痹中的自我警醒。他还在许多不同场合谈到理想信念问题——在广东视察谈“中国路”、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在中央纪委全会上、在河北参加民主生活会时、在北大与师生座谈时,并多次强调“没了理想信念,就会精神上缺钙”。201212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主持通过了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将改进调查研究、轻车简从,不安排群众迎送、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表、厉行勤俭节约几个方面的问题提到台面上来。2014117日,习近平对新华社文章《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节“舌尖上的浪费”》作出批示,要求“狠刹浪费”之风,并制定了一系列遏制公款消费、严格住房、车辆配备等反对腐败和浪费,要求厉行勤俭节约、严禁超标准接待的规定并以监督检查力促规定实施。在中央倡导下,全国和地方“两会”召开坚持了节俭办会的精神,会场内外没有了横幅、花坛等装饰,代表、委员们的餐饮也简单了许多[24]。春节晚会的举办方也积极响应,表达了勤俭办会的想法。而习近平自己更是率先垂范,首次出访,重走南巡路线,即轻车简从,探访民生,带头落实八项规定。此后,又在多处走访时坚持遵从这些规定。而通过新闻随时传播出的四菜一汤不奢侈浪费的观念,更无不向人们传递出一种以节约为荣以浪费为耻的观念,从而引发社会的感应和观念洗牌——这是政府以行动确认的价值观念和对以奢侈为荣的不良价值观的否定。除此而外,还有其他许多加强作风建设的制度建设,且制度执行力度也大力加强。另外,他也注重对党的优良作风的大力宣传。2013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专门会议上,他要求在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有天下为公的胸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带头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严格遵守党纪国法,严格按制度和程序办事,严格管理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又如重走南巡路线、去民盟等访问时对八项规定的带头落实;在各地的走访中,不断凸显出他对人民路线的坚持,最典型者如在参观武汉毛泽东故居时,在“毛泽东与小贩交流”照片前久久停留,用意可谓良深[25],在实际行动上,他也无数次在媒体、群众面前树立起亲民的领导人形象。同时,还有去庆丰包子铺吃饭,国宴招待晾出节俭菜单等等。这些,既是对特定价值观的宣示,也是对党内各级干部的无形感召。这就首先从政府角度切入,促进了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无有邪气奸其间者”[26],习近平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对核心价值观的强调和宣扬,系统而思路清晰,显示了其作为一个领导人的问题意识和回应能力,及其对国家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深层次追求和文化自觉。他以其对价值观的倡导和践行,宣示了一种重视价值观建设的社会转向,也是对原来过分强调追逐经济利益的社会发展方向的扭转和缺失的着力弥补。它是以国家姿态向人们发出的郑重呼召,并寄意于润物细无声,以宣传的和制度建设及其执行的长久努力,为改革的推进提供无形的驱动力。这些价值观宣传举动的长久坚持可能改变对中国社会人心和制度执行力的动员能力。

五、反腐与制度建设并举,除旧立新

(一)一再表明反腐决心

20121115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习近平当场就毫无遮掩地指出,必须下大气力解决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从严治党,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发出了是新一届领导人对腐败的首次“宣战”、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20121117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全党要增强防腐拒变能力,坚定理想信念,把贪污腐败问题放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来谈,强调“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201312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要坚定不移惩治腐败,从严治党,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并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和文化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作风建设“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他强调,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反腐新序幕从此揭开,力度空前的“反腐风暴”横扫全国。2013317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全体党员要坚定理想信念,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201341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他强调必须下最大气力解决好腐败问题。 201361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中,他又强调,要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集中解决四风问题,作风问题必须经常抓、长期抓,特别要加强长效机制尤其是制度建设。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执行。2013129日至20131213日,习近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京分别听取联系点省区教育实践活动总体情况汇报。常委们指出,要强化制度规范的执行力,使各级领导干部从心底里把党规党纪当成高压线、警戒线,对违规违纪行为“零容忍”,使规章制度真正起到防火墙、防波堤的作用。2014114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发表讲话强调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求“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在军队反腐上,他也不断作出重要指示。在多个场合,他也强调了中央对反对“四风”的决心。20149月底在国庆65周年招待会致辞上,习近平再度发出强力反腐的信号,强调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全力克服;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彻底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彻底祛除。20141025日,在反腐已取得较大成绩的背景下,王岐山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针对在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仍有官员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有此地方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的情况,再次重申反腐要“保持政治定力,要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并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不会结束,声言敢试法者必将付出代价;王岐山甚至另称,反腐败斗争,“这仅仅是新的开端”,这也充分体现了“党中央横下一条心”,一定要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四风”问题复发反弹的坚定决心。

(二)反腐思路

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习近平将他的反腐思路推向全国。在他的部署下,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举措得以实施,反腐败的制度性规范也逐步建立。201312月,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作为指导今后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依据,其中勾勒了具体的反腐思路。而从实践来看,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反腐运动,也是按这一思路而展开的。

1.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习近平上任不久,即在党内展开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旨在严明党的纪律,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20134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当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由中央政治局带头,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群众问题,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6月1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召开,对全党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进行了部署。这是从思想和意识上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同时,深化党风廉政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除了思想建设,制度建设也在同时进行。这主要体现为一系列关于廉政建设的规定和禁令的不断出台。2012124日,习近平主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要求改进调查研究,轻车简从;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表;厉行勤俭节约。

2013年1月,中央出台六项禁令,倡导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要求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等拜年活动;严禁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严禁违反规定收送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严禁滥发钱物,讲排场、比阔气,搞铺张浪费;严禁超标准接待;严禁组织和参与赌博活动。

20132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的规定》,要求培训期间不得公款互相宴请,不得集体聚餐吃请,不收受纪念品土特产、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和培训机构要厉行节约、勤俭办学等。

2013年5月27日,中纪委发出《关于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的通知》,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要求做到“零持有、零报告”。该活动从纪检系统开始,逐渐蔓延至公务员系统,如环保部等紧随其后,开展了该项活动。

2013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5年内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严禁豪华装修,领导干部办公用房面积超标者清退。

20137月《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处分规定》强调,超过规定标准、范围违规发放补贴,情节严重将被降级或撤职,对单位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也要承担责任。2013年8月13日,中宣部等五部门发出《关于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的通知》,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严格控制党政机关举办文艺晚会。

2013年9月,中央纪委和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联合下发《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要求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吃喝宴请、娱乐,以及以各种名义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实物等不正之风。

2013年9月13日,财政部等部门发布会议费管理新规发布《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狠刹会议费支出,加强会议费管理,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要严格控制会议规模,精简会议,不得在明令禁止的风景名胜区开会;非涉密会议需公示经费等

201310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要求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凡按规定经批准在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领取薪酬、奖金、津贴等报酬,不得获取股权和其他额外利益。凡按规定经批准到企业任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再保留公务员身份。

2013年10月31日,中央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

20131119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一星期,中央印发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规定了从经费管理、国内差旅和因公临时出国(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资源节约等多个方面推进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由此从“规定”到“禁令”,再到“条例”,走向制度化。

20131121日,中央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严禁用公款购置烟花爆竹、烟酒等年货节礼。

201312月初,在各地正在组织开展2014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之际,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关于严格规范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严禁报刊违规发行的通知》,严禁利用行政手段强行摊派或变换手法隐形摊派的行为,规范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20131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要求规范公务接待,厉行勤俭节约,不得超标准接待,不得组织旅游和与公务活动无关的参观,不得组织到营业性娱乐、健身场所活动,不得安排专场文艺演出,不得以任何名义赠送礼金、有价证券、纪念品和土特产品等。

201312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要求党员、干部去世后一般不成立治丧机构,不召开追悼会。严禁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丧事活动中大操大办,借机收敛钱财。

20131222日, 中共中央纪委、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发布《关于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风”的通知》,要求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风。

2013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各级党政机关公务活动中严禁吸烟等,并要求严禁使用或变相使用公款支付烟草消费开支。

春节前,2014115日,中纪委发布三次全会公报,于其中再次强调严禁干部用公款互相宴请、赠送节礼、违规消费。严肃查处党员领导干部到私人会所活动、变相公款旅游问题。重点纠正领导干部利用各种名义收受下属以及有利害关系单位和个人的礼金行为。

20141月,《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发布,要求严格按制度规定选人用人,严厉查处违规用人行为,坚决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2014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要求杜绝公务活动用餐浪费、推进单位食堂节俭用餐、推行科学文明的餐饮消费模式、减少各环节粮食损失浪费、推进食品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2014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健全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努力形成依法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合力。

2014529日,中央纪委召开座谈会,布置国际追逃追赃工作,要求加大国际追逃力度,让外逃贪官无所遁形。

2014727日,中央纪委机关、中央组织部等联合印发《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实施细则》,要求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监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2014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要求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普通公务出行社会化,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中央国家机关今年完成改革。201311月,中央印发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即明确要求,全国党政机关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并对公车改革提出了具体实施路径。

这些文件和通知,以“严禁”、“严查”的口吻,意欲清除公务员因权力带来的灰色利益和灰色收入,剥夺了其曾有的“特权”。直接针对当下较为突出的豪华超规格办公楼、奢华文艺晚会、公务接待浪费、会员卡、公款旅游、公款宴请吃喝、公款发放赠送月饼年货等节礼、摊派党报党刊、殡葬浪费、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等不良行为。中央在发布禁令的同时,大多还配套有问责措施,如与2006年公布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相比,新《规定》在监督方面的表述更加全面和严厉,追责问责方面,《规定》明确必要时可追究刑事责任。伴随中央禁令的发布,公务员系统内叫“苦”声日渐高涨,甚至有部分公务员对媒体表示,这将引发新一轮公务员辞职潮。 仅仅这些文件本身,即以制度化的形式,向人们宣示了新一届领导集体所倡导的新的价值观,也表明了新一届领导人在反腐倡廉问题上的改革决心。姑且不论这些文件的执行效果,而仅其发布本身,就会带来很大的气场,对扭转社会风气,赢得民心,就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也正是这些开局性文件的积极意义。在全社会进行的这种清廉氛围的营造,既使得官员不敢“顶风作案”,便利了这些制度的执行,也有利于对中国共产党核心执政理念的再度强调、确认和宣扬。刹住腐败,从管好钱袋子开始。各类新规相继出台,从节日禁令到衣食住行,再到公车改革,财政部与审计署在“管钱”方面形成合力,以转变作风根治腐败。

2.以高压态势大力惩治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为实现制度的执行,中央反腐力度空前加大,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力度,充分发挥惩治的震慑作用;坚决查纠不正之风。十八大之后,“苍蝇”“老虎”频频落马。截至201410月,共有56名省部级高官、央企高管落马,其中中央机关有12人,薄熙来、周永康、苏荣、蒋洁敏、刘铁男,军队系统内的徐才厚、谷俊山,山西政界7名省部级官员落马(涉及多名省委常委)。2014年八、九月份,中纪委和检察机关先后从国家发改委带走了5名司局级官员,使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只剩下一名巡视员和一名副巡视员两名司局级领导。2014年国家能源局也有近半业务部门一把手因反腐出现更迭。这是刮骨疗伤般反腐风暴的高压推进。无论官职大小,无论在任离任,无论是个人还是“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均打出重拳,充分展示了中央大力反腐的坚定决心。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数据显示,2013年,超过18万党员干部被处分,立案、结案件数、处分人数均比上一年有两位数增长,其中中央纪委监察部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的就有31人。2014年反腐力度更是空前,据《经济参考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仅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案件查处”栏目中就公布了500多名官员被调查或处理的消息,绝大多数为厅局级官员,其中副部级以上官员便有32人。而20133月、7月、9月、12月,中央纪委则先后4次共对32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主要涉及违规公款吃喝、公款娱乐、公款旅游、公款送中秋节礼、工作日午餐饮酒、违规接受宴请和收受礼金、为子女大办婚宴收取礼金、违规使用科研项目经费购买月饼发给职工、违规购买豪华车辆等,并公布了相应的处分措施。截至20138月底,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12099起,处理13999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814人。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收官之际,还有6484名身在基层,家住城里,无心工作,而是常常往家跑的“走读干部”在专项整治中被查处。这是中央首次大规模集中处理这一长期遭诟病的干部作风问题[27]小事变成了大事,着力打“苍蝇”对转变不良风气起到了威慑作用。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的深入落实,一些奢靡享乐现象开始由明处转到暗处。为严防规避行为,20148月,根据党中央要求,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审计署决定启动专项行动,严防奢靡之风,在全国深入开展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严肃财经纪律和“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突出对 “三公”经费、会议费和培训费的监督检查,严格预算管理监督,进一步治理小金库。同时,对涉及公务用车、接待和赠送礼品、政府采购管理情况等问题,也将予以重点监督和严厉查处。要求要严肃处理并通过新闻媒体予以公开曝光。除国家机关、国企外,高校科研经费反腐和审计等也在进行,科研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也引发注意[28]。此外,根据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和九届省纪委三次全会工作部署,中纪委还开展坚决纠正财政供养人员“占编制、不上班、吃空饷”等妨碍社会公平正义的不正之风和问题。同时,在党中央的要求下,还展开了国际追逃追赃工作,2014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追逃追赃工作的通知》,5月,中央纪委会同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安全部、外交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座谈会。722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从即日起至年底,集中开展“猎狐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已从40多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128名。926日,最高检召开全国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部署会议,决定从即日起开展为期半年的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集中追捕潜逃境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10月,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外交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作出了相应的减免规定。20141111日,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其中关于反腐败的内容,为反腐败国际合作指明了方向。反腐败成为APEC议题中的一个焦点议题,《北京反腐败宣言》、《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ACT-NET)职权范围》获APEC高官会、部长级会议通过,纳入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果。提出“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反腐败合作关系”的会议主题,确定了加强国际追逃追赃合作、打击跨国商业贿赂和凝聚政治共识的会议重点。 倡议并起草《北京反腐败宣言》,将加强国际追逃追赃内容列入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推动各经济体承诺拒绝成为腐败分子和违法所得的避罪天堂。 成立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建立健全双边反腐败执法合作机制,加强个案调查、人员遣返、资产追缴等方面的对口合作。查处级别越来越高,落马速度越来越快;从“科长”到“村长”,小官巨贪得以惩治;从“迟到早退”到“服务态度”,涤荡“四风”,清扫痼疾。从大的纪律原则,到小的工作细节,中纪委接连打出“组合拳”,力促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

同时,加强军队作风建设和反腐工作也在大力展开,习近平上任以来多次高调宣示将从严治军,随即推出多项规定和措施全面整肃军风军纪。20127月经习近平批准,中央军委印发《军队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201212月,《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印发全军,反对奢侈浪费、要求禁酒和不宴请。20138月,经习近平批准,总参谋部等联合印发新修订的《军队会议费管理规定》。20147月,习近平批准《军队奖励和表彰管理规定》,大幅压缩对领导干部和机关的奖励表彰,解放军今后奖励表彰,将向作战部队倾斜。2013年9月,经习近平批准,中央军委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意见》。201410月经习近平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等联合发布新修订的《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通过健全军队审计制度严控经费使用。习近平还系统清查全军房地产资源,遏制房地产交易腐败,并出台新的军车车牌,严格控制非军队车辆和豪华车悬挂军车牌照等,使军队长期存在的贪腐奢靡之风得到一定遏制。经习近平批准,解放军四总部等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离退休干部违规住房、用车问题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违规住房清理工作必须做到“清退务尽、不留死角”。针对那些逾期拒不腾退的干部,军方将按同地段商品房市场租金最高价格计收房租,从本人工资中直接扣除,同时还会暂停各种服务保障,中止福利发放。拒不腾退住房的遗孀和子女,军方将向当事人所在单位通报情况,并在必要时采取行政或法律手段予以清退。态度之坚决,手段之强硬可见一斑。

3.加强反腐队伍组织和思想建设

在组织上,利用党内反腐机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来调查和惩治腐败官员,进行自上而下的有力反腐活动。20146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要求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党委(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其他成员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要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对不认真履行职责、抓党风廉政建设不力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同时,要求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制度化,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过去,地方官员比较容易掩盖同事的不良行为,因为这类调查无需向上级报告。现在向上级报告的要求大大增加了这么做的难度。要求逐步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派驻机构要全面履行监督职责。实现巡视工作对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全覆盖,探索开展专项巡视,突出发现问题、强化震慑作用。同时,加强巡视制度功能的发挥,派驻中央巡视组到重要领域进行巡视。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修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向各省和大型国企派出大量“巡视组”,显著提高了共产党发现地方官员违纪行为的能力。巡视组在巡视期间会私下与地方官员谈话,收集关于其同事不当行为的信息。这样,地方官员要掩盖罪行或互相保护就变得更困难了,因为一些同事会因为害怕或出于恶意而向巡视组告发。201310月,经习近平批准,中央军委印发《中央军委关于开展巡视工作的决定》、《中央军委巡视工作规定(试行)》,军队巡视工作也开始有章可循。

反腐机构还注意强化对反腐人员自身的监督。2013年5月中纪委《关于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的通知》,首先从纪检系统开始,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在治理会所歪风中,也是从自身开始做起。2014228日中央纪委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曝光纪检监察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的通知》,要求纪检监察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一律点名道姓曝光,以强化自我监督。同时强调要建立公开曝光常态化制度,增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合力。

反腐动作也强化了与公众举报相结合的举措。201392日,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主办的综合性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www.ccdi.gov.cn)正式开通,该网站在首页显著位置设置了“接受网络信访举报”功能,搭建了纪检监察部门与网民交流的新平台,以加强民主监督,同时作为信息发布平台。巡视组展开工作,也多方搜集举报线索。

4.加强制度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

首先是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制定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加强党内监督,落实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信访处理、谈话和诫勉、询问和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监督制度。对于“跑官要官”现象,十八大后,中央多次提出警告。20136月,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严明组织人事纪律,对违反纪律的坚决不放过,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决不姑息。此外,中央还将反腐矛头指向了近年来新出现的“裸官”现象。2014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该条例12年来首次修订,首次明确不提拔裸官、有跑官、拉票行为者、群众公认度不高者禁列为考察对象、考察人选要过“纪检关”“审计关”、被问责干部两年内不得升职等内容。针对“裸官”问题,还制定了《配偶已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要求对五类岗位“裸官”进行清理。20145月至716日,中国有10余省份以及相关国家部委,已经全面启动对裸官的摸底清查。中纪委首轮巡视中,被巡视单位提交的6万多字的10份整改报告中,近四分之一的篇幅与选人用人问题纠正有关,选人用人问题从首轮巡视重点。20146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48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决定》通过,纠结近二十年的预算立法终于提上日程。这次修订规定施行全口径预算管理,预算公开制度,尤其规定要公开包含“三公”经费在内的机关运行经费、政府采购情况、政府债务等社会高度关注的事项。20141010日司法部部务会议修订通过《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就减刑假释问题进行规范。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面,《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决定(草案)》于2013314日批准通过,意在继续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大部制改革。 2014年,中国官方推进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进程明显加速。3月,不动产登记工作第一次部际联席会议召开;4月,国土部成立不动产登记工作领导小组;5月,不动产登记局正式挂牌;616日,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研究设计启动。这些对制约房产信息不公开、不透明的弊端,预防和发现腐败活动、斩断利益输送有重要意义。按照相关时间表,被视为“顶层设计”的不动产登记条例要在6月底出台。国务院办公厅于2013326日发布的《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明确要求:20146月底前出台不动产登记条例。20148月,国土资源部起草了《不动产登记条例(草案送审稿)》,报请国务院审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在征求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会同国土资源部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不动产信息登记管理基础平台将与官员财产申报信息系统并轨,官员瞒报登记资产信息将更加困难。此前,中国已有多个省(区、市)启动了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20149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完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除2013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以外,2014921日,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又详细阐述了其协商民主的思想,要求给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持续参与的权利,丰富民主形式,畅通民主渠道;切实落实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要求协商要是真协商,不是作装饰品,而是用来解决问题的。201410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又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进展和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推广意见》、《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建议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批实施。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需要深化改革。20141023日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加强宪法实施,推进依法行政,保证公正司法等。

(三)深化改革的制度建设

1.引入“治理”和“协商民主”概念作为改革根本辅助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首提“治理”概念,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31231日习近平则发表专题文章,就此作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29]。简言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即完善国家的制度体系并增强制度的执行力。而“治理”一词首次引入中央文件,对中国则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强调“治理”而非“统治”或“管理”,这不只是简单的词语上的变化,更体现了一种观念上的转变,体现了共产党对管理国家方式的一种全新政治理念的新的认识。从“治理”一词的学理含义来看,自20世纪末被正式提出以来,它更强调公共行政与管理在非政府方面的特性,强调一种超越纯粹的政府“管理”的模式,强调权力由不同的主体分享,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共治。“治理”所关注的是,国家以日益依赖公私合作的方式来制定和执行政策时的能力问题,在这种意义上,传统“治理”含义中“操控”的因素在新的问题意识中得到了新的表达,“控制”或“管理”转而成为如何在主要的社会主体之间达成合作性的行动。相对于传统国家公权力的单一治理,“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它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它更强调社会各方多中心的治理。“治理”的引入,是对中国社会各主体平等参与治理的积极倡导,有助于对中国传统上“权力本位”的政治文化形成冲击,而为国家与公民社会平等交往的实践留下空间。在当下社会转型的趋势中,政府作为强势一方,要达到善治,必须全面透析外部条件的变化,创造使社会多方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有利环境,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在保持官僚制公共性优点的同时突破官僚制的弊端,提高行政效率,用多中心治理模式改进政府公共管理[30]。“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已成为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在这些背景下,引入“治理”的概念适应了时势所需,也是对学界多年理论研究成果的积极采纳[31]。同时,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治理”的引入也突出了国家治理中“民主参与”的含义。这与“协商民主”概念的引入又相辅相成。

与“治理”相对应的,“协商民主”作为实现国家治理或者说完成改革目标的重要辅助手段也被积极纳入。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十八大报告首次对协商民主制度予以正式确认,体现了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结合国情基础上对“协商民主”的理论自觉,也意味着今后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规划和部署。其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确认了协商民主和党的群众路线之间的关系,并再次强调,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协商渠道。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也对此进行了再度确认。人民政协是我国实行协商民主的主要渠道之一,有鉴于此,2014921日,习近平藉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之机,系统阐释了其有关“协商民主”的思想,以最高领导人身份对“协商民主”路线再次予以强调。他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再次强调了要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并强调社会主义民主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要求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一切治理活动上来,要建设一个“商量政府”,在全国各个层次进行“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他反对“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的形式主义的民主,因而更看重协商民主,并指出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并行不悖,指出了协商民主与中国历史、文化和实践的相容性,以及以协商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的优势所在。在协商民主的施行上,他一再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主张协商民主根本上要以人民利益为依归;同时,“协商就要真协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必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 他还强调“要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同时“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样,习近平不仅强调了要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问题,也以国家最高领导人身份表明了其要实现“真协商”的坚定态度。这无疑有利于协商民主真正在实质意义上的展开。其有关协商民主的论述,也体现了他对协商民主理论的积极吸纳。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理论,正是为弥补西方代议制民主的缺陷,并适应社会多元化的现实而产生的。它以一种直接民主的形式意在防止民主的形式化,以期民主真正能产生实效。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推行协商民主,由不同政治行为主体以制度化的渠道展开平等对话、讨论、协商,在尊重权利和理性的基础上,弥合分歧,形成共识,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效率,这些也是当下中国的国家治理所需要的。中共中央文件和习近平对“协商民主”的肯定与确认,是中国在对国情的深度观察和审慎思考之下作出的选择,也是为实现中国国家治理目标而开出的良方。当下的中国,要以制约而保障权力的正当行使,“协商民主”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辅助工具,或可为深化改革提供一条重要的突破路径。从十八大报告首提,到三中全会部署,再到习近平的高调讲话,“协商民主”由一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理论,而将进入自觉而深入的实施阶段。由于协商民主有其自身内在的局限,倘若设计不当,容易流于形式而为权力所操控,习近平一再强调“真协商”,无疑为协商民主的展开定下了基调,体现了其对体现出“制度优势”的协商民主制度的积极吸纳。而下一步,更重要的是,要为协商民主的程序作出进一步精心的谋划,才能确保它在深化改革上效用的真正发挥。而从实践来看,国家在这一方面的工作正在展开[32]。统一战线、人民政协、恳谈会、公共政策听证会、参与式预算,带有协商民主制度雏形的许多实践经验已开始显现,而如何进一步拓宽协商渠道,建立健全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公示、评估、咨询、网络等多种协商方式,细化和完善协商程序,提高协商民主的科学性和实效性,避免其流于形式,很多工作都还要进一步细致展开。正是有鉴于此,自201211月十八大召开至今已两年有余,而协商民主的指导性文件尚未见出台,具体的实践也更未得以展开。这一方面是由于协商民主内在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其实施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基于改革战略上步骤规划的需要,正如亨廷顿所言,“如果要想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33],有鉴于此,如果体制、官员素质和观念尚无准备而不能适应政治参与的扩大,不能以有效“输出”应对参与带来的“政治输入”[34],反而可能带来不稳定的因素,甚或是适得其反的效果,基于稳定和协商民主真正见其实效的考虑,中共中央对协商民主的实施虽然从基调上已予以确认,但在行动上还是持审慎态度。但既然已有中央文件确认,习近平又已明确多次强调要有“真协商”,其施行当不为假。只是在时间上,可能会放在反腐一定程度上革除旧弊,以及其他方面的制度改革日渐成熟和更具包容性之后的一个确当时机,这个时机来得不会太早,但相信也不会太晚,因为协商民主势必要为继续深入改革所需。这种不去贸然实施的态度一定意义上也是理性的,虽然会让人充满期待。而更有必要的,如若真有诚意将协商民主作为实现国家治理的重要辅助工具,在立法中予以体现,才是提高其确定性并确保其顺利实施,乃至在将来作为长久、稳定的制度而助力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当下首先要进行的,可能还是要从先试点展开,无论制定了何种中央指导文件[35]

2.其他制度建设

就其他制度建设而言,除前文所述的反腐制度建设之外,一系列意在实现社会公平的制度建设也开始启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将于2014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重点解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两大制度衔接问题。《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以法规形式对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公开招聘、聘用合同、社会保险及工资收入等热点问题予以明确,是事业单位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将从部门规定上升为法律行为。该条例也作出了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的规定,以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现事业单位医疗和养老保险“并轨”。201310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要求“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不断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目标,放开商品房管制,强调加大公租房保障房建设,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2014516日,公安部、国家质监总局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机动车检验工作的意见》(201491日起实施),规定非营运轿车6年内免检,并禁止政府部门开办检验机构,为车主所诟病的机动车年检制度得以改革。2014818日,习近平接连召开会议,部署改革事宜,剑指国企薪酬,考试招生制度等民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求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发起了启动教育改革的号角。会议上还审议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8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该方案,央企薪酬改革方案成形)、《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习近平还提出了“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的16字改革标准。116日,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改革细则有望在2014年年底出台。随之,具体教育改革等举措也开始为公众感知,在公众面前呈现[36] 20146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规定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92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意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为便利民众,公积金异地使用制度也提上日程[37]。各项制度都无不以公平等价值理念和积极回应现实问题为取向。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各方面的制度建设还将陆续展开。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领导人,围绕改革路线图,在制度建设的路上,还将会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之性情者,君之土田也。其荒也,则薙之以刑;其辟也,则莳之以礼;其植也,则获之以道。故刑行而后礼立,礼立而后道生。始则失道而后礼,中则失礼而后刑,终则修刑以复礼,修礼以复道。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恶,不能防人之情;礼者,可以防人之情 ,不能率人之性……,循环表里,迭相为用。故王者观理乱之深浅,顺刑礼之后先,当其惩恶抑淫,致人于劝惧,莫先于刑;铲邪窒欲,致人于耻格,莫尚于礼……”[38],面对日益严重的贪腐问题,大力反腐并加强作风建设,习近平从最容易取得社会共识的问题着手,以真实行动,首先赢得了民众支持。孟子有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39]”无疑,铁腕反腐和制度建设是习近平上任以来赢得民心的一大政绩,由此也成功迈出了改革第一步,并表明方向,给民众带来希望之光,以良好开局为后续的改革凝聚了人心,打下了基础。

提出“中国梦”、表明执政立场、强化中央集权、反腐倡廉加强制度建设、重树社会价值观,以及将诸改革措施积极向公众传播……改革开局,步履清晰。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后,习近平拥有了一个更广阔的施政平台,很多执政理念得以实现。这既是他经过长期思索后个人执政理念的彰显,也是其和新一届领导人达成的改革共识,亦是其广纳各方意见的结果。长期在地方任职经历使习近平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对中国问题的深刻关注和始终坚持的理论学习又增强了他的理论素养,对各方反馈意见的虚心接纳又增强了其洞察和解决问题的力量[40]。改革的一切举措,均非出于偶然。其做法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顺利实现了改革开局。

然而,成功之余,改革前路甚远,何去何从,仅仅中央集权式的自上而下推行,再加反腐败与价值观重树的携手并进,远无以保证改革的成功。前方面临的改革阻力和未知还相当之多[41] 虽然习近平等提出要加强长效制度建设,然而制度的执行前景从当下来看仍不容乐观,有效治理亦能力欠缺。何以破局?从当下来看,除了加大价值观培育力度[42]、继续各领域的静态制度建设,再即提出依法治国外,似乎并无改革新路要走[43]。而依法治国,除了保障改革的合法性和一些具体制度举措的建立外,不过又是一次无力的语义循环——它仍如改革面临的其他问题一样,需要有有效的动力机制才能实现。对中国而言,继续深化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寻求新的动力机制由此也就极为必要——而在当下,民主和公开也许才是整体改革架构上破局的唯一出路——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到“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协商民主”且习近平后来又着意对协商民主进行了专门阐述,对协商民主路线中央已经多次强调和确认,只是具体的实施路线还有待谋划;然而,有着更大意义的信息公开,或者在新媒体背景下也要延伸到信息的传播,或者有词汇称之为“公共数据开放”或“政府传播”,这些类似的词汇内涵虽略有差异,但作为一种以“政务公开”为前提,而又超出简单的“政务公开”并延伸至“公开”加“传播”的政府信息传播,与协商民主制度一起,将会真正借助公众的眼睛和力量,使公众保证自我利益的权利有所依托,使自上而下的权力深进和自下而上的权利张扬有机结合起来,在用改革凝聚共识的乐观情绪尚未消散之前,真正束缚住权力的手脚,使改革本着良善之意构建的制度启动起来,并在社会治理中将公众动员起来——而仅仅是“政务公开”,在改革的路线图上,却没有予以更多的强调,更毋庸说“传播”的概念。前路甚远,希望新一届领导人能更多、更清晰地看到和明确这一点。



[1] (美)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一书也对“象征”的意义进行了描述,虽然他更多可能是从反面来说的。

[2]习近平向邓小平像献花篮 民众围观拍照》,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2/1208/21/8I7VUHC500014AEE.html),2012-12-08

[3]《学习小组:“习近平引用过的毛泽东名言”》,

海外网http://opinion.haiwainet.cn/n/2014/0728/c456318-20899922-2.html),2014-07-28

[4] 当前,有党内的左派,要求重新回到解放前的老路中去,他们认为,那个社会很少腐败、社会公平、精神充实,甚至有一些“新文革”思潮;还有右派即自由派,重回西式民主的老调重弹,要求实行三权分立、竞争性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多样化等;此外还有少数保守派,认为左右皆不可,要求回到儒家王道政治,以儒家政治作为中国未来的出路。

[5]这是《外媒:习近平志不在小 有继承毛泽东意旨》转发《新加坡联合早报》20141015日发表署名薛理泰和朱惠忠的评论员文章的内容。新浪新闻中心

http://news.sina.com.cn/c/2014-10-15/094930991699.shtml),2014-10-15

[6] 萧功秦:《左派右派都不是推动中国改革的主力军》, 观点中国(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83_47383.html),2012-7-24

[7]雅竹:《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后代座谈会在京举行,林彪之女林豆豆出席》,中国红色旅游网(http://www.crt.com.cn/news2007/news/HStop/14113161129F1IK4792AKB0BGEAIHGF_2.html);腾讯网亦有发布,参见腾讯新闻(http://news.qq.com/a/20141106/025373.htm#p=1.

[8]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9]《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确保改革成功》,新民网(http://news.xinmin.cn/domestic/2013/11/13/22620758_2.html.),2013-11-13.

[10]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职责是统一有关国家内政、军事和外交机构的信息并向总统提出建议;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其职能是审议重要的国家和社会安全建设,制定统一的国家安全政策,总统任会议主席。

[11] 《中国网站安全问题形势严峻 境外网络攻击增多》,

中国青年网http://news.youth.cn/gn/201404/t20140417_5041954_2.htm),2014-4-17

[12] 此前,政策的制定是碎片化的,至少有6个不同的部门——公安部、国家密码管理局、国家保密局、国家安全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民解放军——在制定网络安全政策。

[13]《广东上海等六省市试点司法改革 法官检察官不再按公务员管理》,

南方网(http://gd.sina.com.cn/news/xy/2014-06-16/0937106623.html),2014616日。

[14] 《习近平签署命令:解放军审计署划归中央军委建制》,

新华网http://news.qq.com/a/20141106/053033.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15] 参见萧功秦:《中国改革再出发: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的演讲,凤凰资讯(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dxwsalon/xingaige/shilu/detail_2013_12/16/32174563_0.shtml)。

[16]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6/25/c_116286091.htm),2013-6-25

[17]《商君书更法第一》。

[18] 积极表率 节俭之风席卷“两会”http://www.jiaodong.net/news/system/2013/03/07/011827284.shtml习近平批示引起强烈反响:行动起来 反对浪费

[19]单价600万国产红旗车将承担APEC礼宾接待任务,腾讯网(http://url.cn/Txvhm9

[20]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2014/0930/c70731-25763075.htm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930/c1001-25767517.html

[21]九部门启动整治网络淫秽色情低俗信息专项行动,

新华网http://news.sohu.com/20120227/n336054379.shtm2012227日。

[22]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文艺不能当市场奴隶_新闻_腾讯网http://url.cn/L5FQfj

[23]周玮、璩静、隋笑飞:《文艺工作者热议习近平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国青年网(http://fun.youth.cn/2014/1117/650026.shtml),2014-11-17

[24] 王娜:《积极表率 节俭之风席卷“两会”》,胶东在线(http://www.jiaodong.net/news/system/2013/03/07/011827284.shtml);《习近平批示引起强烈反响:行动起来 反对浪费》,新浪新闻(http://news.sina.com.cn/o/2013-01-30/073926156697.shtml)。

[25]习近平在“毛泽东与小贩交流”照片前久久停留20130724 13:46原标题:习近平总书记在鄂考察纪实:行走在荆楚民众中间,荆楚网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07/24/27861627_0.shtml

[26]《汉书董仲舒传》。

[27]《全国首次集中查处6484名“走读干部”》,腾讯网( http://url.cn/L8HmYx)。

[28]《中国农业大学转基因院士李宁被批捕》,腾讯网( http://url.cn/PoPq0e);《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刻不容缓》,汉丰网(http://url.cn/Mk8Wst)。

[29]习近平论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http://www.guancha.cn/politics/2014_01_01_196638.shtml ),201411日。

[30] 王志刚:《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起源、发展与演变》,《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10年第3期。

[31] 当然,治理也内在地存在着许多局限,它不能代替国家而享有政治强制力,事实上,有效的治理必须处理好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我们引入“治理”概念时要注意的。

[32]刘维涛:《协商民主助益治理现代化》, 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4/1008/c1003-25784535.html),2014108日。《媒体解读习近平为何高调谈协商民主》,人民网(http://js.people.com.cn/n/2014/0922/c360300-22396105-3.html20140922日,两篇文章均提到,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中央有关协商民主的指导文件,正在制定过程中。惜笔者并未找到这一资料。

[33] 亨廷顿:第60页。

[34]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35] []戴维・奥斯本 彼德・普拉斯特里克:《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一书即即指出了培植支持改革的实验区的重要性。

[36]孙乾 张灵:《北京将细化就近入学标准:并非买房即可就读》, http://house.qq.com/a/20141118/009002.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insrc=2,7,62),2014-11-18

[37]李丹丹,马力,李相蓉:《公积金贷款将可异地申请 贷款条件放松》,腾讯网( http://url.cn/KrDS5B);

《三部门: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异地互认等》,腾讯网 http://url.cn/TOQJPK);《住房公积金管理修订预期强烈 异地使用或成焦点》,腾讯网(http://url.cn/OnFW99)。

[38] 白居易:《白香山集刑礼道论》。

[39]《孟子离娄章句上》。

[40] 《习近平关于三中全会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搜狐新闻(http://news.sohu.com/20131115/n390232477.shtml),2013-11-15

[41]《习近平:一些规定变成了“稻草人”这次要好好纠一纠》,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3/0713/07/93L6EBLA00014Q4P.html),2013-07-13;张涛,关桂峰,高博:《高尔夫球场1010道禁令仍增近2 央企推波助澜》,腾讯财经(http://finance.qq.com/a/20141017/004673.htm),2014-10-17 吕福明、方问禹、倪元锦、陈弘毅:《雾霾频发治理效果成疑 中石油等冒领脱硫补贴》腾讯财经(http://finance.qq.com/a/20141017/004673.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2014-10-17

孙乾:《王岐山:谁敢继续我行我素就要付出代价》,新浪新闻中心(http://news.sina.com.cn/c/2014-10-26/011931045118.shtml)中央如此高压态势下,仍有干部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乃至出现“塌方式腐败”,让人忧心。说到底,还是中央权力力不能及,使人心存侥幸。

[42] 在此,能否改变过去对发展经济的多度强调,树立起一种“正当逐利的价值观念”也十分重要,因为,这几乎是当下一切问题产生的症结。虽然201396日出席G20峰会时,习近平明确了“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的长远发展问题,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的态度,但除此在其他场合,并未对此问题作出过多的表态和强调。

[43] 有外媒如新加坡联合早报亦对此表示了失望,“本届中纪委四次全会紧跟23日闭幕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举行,以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对纪检监察系统落实全会精神进行部署。外界原先期待这两个会议将出台反腐制度化的具体措施,但官方至今公布的内容对此着墨不多”;“王岐山在25日的会议上仅是要求将中共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实践成果固化为制度,不断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相关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同时,确保到七年后中共建党100周年时建立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与国家法律的有机衔接。但他没有进一步说明具体措施”。参见《王岐山重申反腐“零容忍”:敢试法者必将付出代价》,新浪新闻中心(http://news.sina.com.cn/c/2014-10-27/111831050644.shtml),2014-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