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明治维新

作者:李凡 发表时间:2015-12-29 14:32:25

背景与分析

特刊第69

世界与中国研究所 20151228

再谈明治维新

20135月放假的时候,我到日本旅行,回到北京后,结合我对明治维新的研究心得,写了一篇文章,《明治维新145年祭》,谈到了我到山口、长州一带考察所了解到的明治维新的历史,并对明治维新的历史谈了我的一些看法。当时没有机会到鹿儿岛一带考察当时萨摩地区明治维新的历史,缺少实地感,所以对萨摩着墨不多,是为一个遗憾。对于明治维新来讲,主要的推动地点是两个,一是长州,一是萨摩。所以仅仅是在长州一带的实地观看,对于明治维新的了解好像还是不够深入,我一直想有机会到鹿儿岛一趟,这样可以对明治维新的了解更加深入一些。201510月,我又再到日本,并且用几天时间访问了鹿儿岛,有机会去实地了解一些那里当年明治维新的情况。对于我这样对明治维新有兴趣的人来讲,几天的走马看花虽然无法更深入了解情况,但是总比完全在书本堆中了解明治维新会有用一些,可以多增加一些感性的认识。

2013年,我的《明治维新145年祭》放到网上之后,反响还不错。虽然我是一个明治维新研究的初学者,但是引经据典、实地感想,再加上海阔天空的议论,俨然好像还有一些明治维新研究的味道。这次将此次到鹿儿岛的访问写成文章,从另一些角度再谈一下我对明治维新的看法,也算是对上一篇文章的补充。

萨摩和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的产生是从地方发起的,而不是中央发起的。明治维新的发生比较复杂,原因有许多,学者的看法也不一致。但是从主要的方面来看,原因之一是地方与中央冲突的结果,是地方的藩国和中央的幕府长期冲突的结果。在国际变化的大背景下,也即由西方发动的全球化冲击下,日本的一些藩国得天独厚,先行发展,藩国不满衰弱的中央幕府,是一个主导的因素。萨摩和长州是两个明治维新的主要推动地,成了主导明治维新的地方。今年到鹿儿岛访问,正赶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刚刚批复同意日本申报的明治维新产业遗址为世界文化遗产,而这个项目包括了西南部一大片日本最早开始工业化地区的遗迹。在从南部的萨摩到西南的长州一带,这里分布着一些日本早期工业化的遗迹,包括了日本最大的钢铁厂八幡钢铁厂遗迹、萨摩和长州早期的工业遗址,也包括长州的松阴神社等。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所指的是工业,但实际包括了这一地带的明治维新遗迹。这一个地带是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工业的发祥地。从时期来看,还是以萨摩(现鹿儿岛)和长州(现山口)的遗址为最早。

萨摩的遗址地方比较集中,而长州则比较分散。萨摩的遗址包括了早期炼钢的反射炉、军工厂、纺织厂和造船厂,总名字为集成馆遗址。这些都集中在萨摩的海岸线上,而且都靠在当年萨摩藩国的主人岛津齐彬的私人别墅仙岩园旁边,跨海对面就是萨摩的名胜樱岛。这个地理位置直接地表明了这些日本早期的工业遗址和萨摩国主人的密切关系。

萨摩地处日本的最南边,称之为南日本。现在日本的最南部是琉球,但是当年琉球不属日本。从中国的立场看,琉球是中国的附属国和进贡国,但日本认为琉球是日本的附属国。琉球介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地形狭长,深入大洋之中,作用特殊。在当年西方大航海的时代,日本和中国一样,都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禁止国际贸易,禁止国际交流。但是由于琉球的特殊地理位置,却悄悄地同时保持着和日本、中国和韩国的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关系。对日本来说,琉球将中国和一些亚洲其他国家的货物,以至欧洲、美洲的货物运到日本,也将日本的货物运到世界其它国家。说白了,琉球的贸易地位,使其在全球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对日本和中国的贸易中扮演着一个货物走私者的角色。对于日本来讲,琉球也是一个基督教偷偷地进入日本的基地。而萨摩的地理位置,就成了这些东西进入日本的第一站。对于萨摩的地方政府来讲,也就被德川幕府的中央政府授予了管理琉球的责任,至少是萨摩成了日本和琉球的直接联络者,实际上幕府将日本和琉球的关系管辖者的角色交给了萨摩。

由于萨摩处于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因此在全球大发现的过程中萨摩也就自然地成了日本首当其冲的地方,处在了日本走向全球化的前沿位置。国外的贸易、新技术的出现、新观点的输入等也就通过萨摩到达了日本,而萨摩比日本其它地方先感受到国际的变化。换句话说,全球化对日本的冲击首先是对萨摩产生了影响。萨摩先于日本的其它地方感受到了西方贸易的影响、新技术的影响,所以在萨摩先产生一些新的产业、新的技术的试验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些是萨摩偷偷地做的。利用这些设施,萨摩在日本先行造出来现代轮船、钢铁、枪炮、军装等,逐渐成为日本的强藩。同时在国际贸易中也走在日本的前面,机器设备、轮船、枪炮等也成为萨摩从国外购买的东西。而且也最早以萨摩的名义在国外开了日本的国际博览会。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正是这样的状态,使萨摩有能力可以在诸多的事件中处在主要的角色,主导明治维新的过程。例如,萨摩先站在幕府一边,推动幕府的改革,从而打败倒幕的长州军队;之后,萨摩也可以站在倒幕一边,和长州签订秘密协议,使政治形势逆转;而最后,又是以萨摩军队为主力的倒幕军队,战胜幕府军队,迫使幕府下台。这样萨摩的军队在明治维新时期成为日本最强大的藩国军队,甚至在明治维新之后,也成为明治政府军队的主要组成力量。

这些事件的源头,当然可以从萨摩的地理位置来考虑,他们在日本走向开放、改革的历史阶段走在了日本现代化的前面。萨摩藩的领导人(藩主)在这个阶段里是岛津齐彬,他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人,最先感觉到了时代变化的气息,并推动了一系列萨摩工业基础的建设和军队的改革。在他突然去世(也有说是被下毒而亡)之后,由他的过继之子岛津忠义接任藩主,由岛津久光(岛津齐彬的同父异母兄弟,岛津忠义的亲身父亲)担任摄政,继承了岛津齐彬的基本政策,使得萨摩最终成为了明治维新的成就者之一。

萨摩藩国的旧居,也就是领主所在地,后来已经毁了,但是在鹿儿岛建立了一个恢宏的神社,叫做护国神社。这个神社是为岛津齐彬建立的。这个神社从日本的神社来讲地位非常之高,是民间神社的最高等级,和东京的靖国神社是同一等级。护国神社之中,挂有日本的国旗,并且说明,日本现在的国旗日章旗最早是岛津齐彬时期萨摩航海船所用的确定身份的信号旗,后来成为了日本现在的国旗。这样的说明,也表明了萨摩在日本现代国家成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个神社的旁边,建立了岛津齐彬、岛津忠义和岛津久光三人的站立铜像。在同样的地方,也矗立着一个戊辰战争纪念碑,纪念在明治元年,也就是1868年在反对幕府的军队(以萨摩军队为主)和拥护幕府的军队的决定性战争中所牺牲的萨摩的军人,这一战导致幕府投降,持续多年的藩国反对幕府的过程结束,开创了明治时代的到来,这也是日本现代化的新进程。

西乡隆盛和萨摩

在鹿儿岛,受到最广泛纪念的人物当首推西乡隆盛。在大街小巷中,到处可以看到卖西乡隆盛纪念酒和其他纪念品的地方。西乡隆盛的全身铜像站立在鹿儿岛的街头,身边堆满了绿树。相比其它当年明治维新时期本地出身的重要人物,西乡隆盛被尊崇的地位最高。当年的历史人物小松带刀、大久保利通虽然在鹿儿岛市也可以在街头看到他们的铜像,但是和西乡隆盛相比,则逊色得多。即便和岛津家族相比,目前也应该是西乡隆盛最为受到尊敬。

西乡隆盛是萨摩的下级武士,受到岛津齐彬的看重,地位在不断的升高,开始担任萨摩和藩外人士的联系,进行有关事件的操作工作。因此,从明治维新的过程来看,岛津家族对事件过程的介入,是通过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等人来进行的。因此在决策上看,岛津们的影响力很大,没有他们也无法调动萨摩的资源,但是在实际事件的执行和操作上,却由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等人进行,他们之间的联络人有时是小松带刀,但是在和外藩打交道的时候主要由西乡隆盛等人在做。这样就使得他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大过了他们名义上的主人们。而在明治维新之后,当藩国被取消之后,他们在明治政府中的地位也就实际上高过了他们原先的主人。西乡隆盛在倒幕最后的戊辰战争中,是倒幕军的总司令,是他和幕府军的总司令胜海舟经过谈判,和平地结束了幕府265年在日本的统治。在明治维新前十年的政府中,西乡隆盛担任的工作非常重要,他是明治三杰之首,在明治政府一些改革中,包括推动新闻媒体发展、废止封建的风俗习惯、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四民平等、宪法制定、教育充实、确立法治、推动工商经济发展、推动贸易等方面西乡隆盛影响都很大,尤其影响最大的,是在废藩置县和四民平等方面。在明治维新后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集体到美欧考察的时候,包括最主要的领袖岩昌具视、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等都去了,只留下西乡隆盛一人看家,达几乎三年之久。西乡隆盛独自看家,同时继续推动各个方面的改革,对日本现代政府的建立厥功至伟。

岩昌具视访问团归国之后,明治政府的集体领导对于西乡隆盛的看守是赞扬的,但是他们对西乡隆盛所提出的征韩论却表示反对,包括明治三杰的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在内都反对西乡隆盛的征韩论。西乡隆盛的“争韩论”确实有问题,他认为要打开当时不愿意和日本做贸易的朝鲜的大门,需要用西方的方法,即用武力强迫朝鲜打开大门。其他人不同意,认为这会引起国际上的反对,对日本不利。“明治三杰就此分裂,从朋友变成了政敌。对此一怒之下,西乡隆盛辞职不干,顶着现职陆军大将的日本最高军衔回到了鹿儿岛。他的一些支持者也纷纷从政府退出和他一起回到鹿儿岛。在家乡,一方面他打猎、办学、访问朋友,表示不再从事政治;但另一方面实际上他在继续关注朝政,等待机会。

西乡隆盛回到鹿儿岛后,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明治维新这场快速的社会大变革确实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也可能就是西乡隆盛本人造成的,就是日本武士阶层在政治和社会上的淡化,甚至是逐步的消失,造成了相当多的下层武士的困扰。日本武士是几百年来的统治阶级,西乡隆盛推动的废藩置县和四民平等改革,将武士阶层生活的基础突然全部破坏,武士一下子成了社会所不需要的人,成了社会的负担。这即便和武士在明治维新中的作用也不相称。这种变革让这些武士无法接受。我这次参观了一个鹿儿岛市旁边的武士村。这里的每一家武士家庭都是一个独立的院子,有很好的花园,较大的房间。虽然说不是那么豪华,但是在当时都是藩国的官员,有俸禄,也就是固定的收入,武士地位是世袭的,出任各种官员。所以一旦地位突然消失,可想而知,他们是会对政府和明治维新非常不满的。

在日本1868年以前,明治维新主要的目的是推翻幕府,建立以皇权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的现代政府,推动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转型。而在明治政府建立之后,实际上日本明治维新的中心开始逐步地向社会和经济变革方向走。从社会的改革来看,不可避免地要将日本传统的社会基础加以强力的改革,从而对日本的传统社会形成强烈的冲击,只有这样,现代化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日本现代化社会改革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取消完全不适合现代生活的武士阶层。日本这样剧烈的改革,将依靠传统社会制度为生存之本的武士阶层逼到了墙角。上层武士在明治维新中都得到了一些安排,有的藩国的领导人成为了新的中央集权体制地方行政机构(县)的领导人,有的则封以爵位,也有官员品位,也有相对的高收入。这些从一个长过程来看,可以认为是一种赎买政策,上层的武士们虽然对此不高兴,但是可以接受。对于下层武士来讲,结局就不是这样了。他们在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新的工作职能、技术、知识他们根本就不懂,而原来的打打杀杀的技术和职能已经完全无法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也无法找到工作。同时,明治政府实行征兵制,武士们的散漫、无纪律、斗勇好狠也无法成为新军队的成员。而且从数量上看,他们人数众多,新的工商社会也根本无法容纳这些人,他们真正的成了社会的浪人。但是他们又不满意这样的地位,而是对过去的日子充满了怀念,这些众多的浪人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

日本的下层武士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贡献良多,但是明治维新实现以后却可以说是什么也没有得到,反而成为新制度的弃儿。西乡隆盛出身于下级武士,凭着他的才华得到了萨摩藩主的欣赏,又借着明治维新的大势成为明治维新的宠儿。他原本就没有多少贵族气,即便是当了日本明治维新的领袖,日本军队统帅,从成就上早就高于原来萨摩的领主,但是从气质上看,他仍然是武士的气质,用中国人的说法是颇为有侠气,也颇为任性,想干就干,不想干就辞职。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他曾经两次被萨摩的领主“下放”到孤岛上不予理睬,自生自灭。明治维新后封给他的品位,高过了萨摩领主,他也拒绝接受。和大久保利通等人搞僵之后,他立马辞职回家。这些表明,他并不是一个官僚化的人物,而是一个内心里仍然充满了武士精神的人。有些明治维新的研究中,认为西乡隆盛是明治维新时期代表了下层武士利益的人。研究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明治维新是下级武士推动的一场革命或是改革,也有人认为明治维新是下级武士和农民所推动的。依我来看,明治维新是下级武士和地方藩国所推动的改变日本现状的社会运动。在明治维新中最为活跃的人士主要是下级武士,无论是萨摩的西乡隆盛、土佐的坂本龙马、长州的高杉晋作,以及后来的领袖例如伊藤博文等都是从下级武士中走出来的。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知识界重视阳明学,使得武士们也非常敬重阳明学,追求知行合一,注重行动和思想的统一。西乡隆盛就是一个典型的阳明学的崇拜者。他们一旦接受某种思想,就会从行动上加以实现。在幕末的社会思潮中,尊王攘夷是主流,思想是下级武士讲出来的,而行动者也是下级武士。而这些就使得明治维新时期充满了武士的残暴、恐惧和暗杀等行为。下级武士要让自己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出人头地、建立功业,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明治维新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下级武士的要求,他们本该功成名就,但是随后的社会大变革甚至使他们失去了自己生活的社会和经济基础。我在上一篇关于明治维新的文中讲过,明治维新的结果是谁的最初目的也都没有完美地实现,下级武士想要的也没有实现,而且最终使得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也突然消失,成为没有用的人,为社会所丢弃。他们当然对个结果是不满意的。因此,当西乡隆盛解甲归田之后,这些下级武士终于找到了他们认为有权有势的代言人了。其实,在西乡隆盛在朝的时候,就曾经为了保护这些武士的利益做过自己的努力。因此被历史学家认为他是明治政府中的保守主义者。这些下级武士在西乡隆盛返家之后,他们向西乡隆盛反映了他们的不满,西乡隆盛原本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实际上西乡隆盛也对当时在朝的明治政府的他的同仁们不满,久而久之,西乡隆盛的心动了。

从最近出版的《西乡隆盛》这本他的传记依据的当时记录来看,西乡隆盛对聚集在鹿儿岛的不满下级武士表示同情,但一直不愿意采取行动,不愿意和明治政府翻脸——这毕竟是他工作多年的地方,而且有许多的朋友和同仁。但是后来传出,明治政府派人到鹿儿岛来要暗杀他,之后他有些沉不住气了。在武士们不断的撺掇下,终于西乡隆盛决定带兵进京,向明治政府陈情,请明治政府说清楚。这时的西乡隆盛以为这和他以前多次带兵到京都一样,事情会容易就解决。但是在明治政府眼里,萨摩所聚集的这些武士组成的军队,已经成为明治政府不稳定的来源,必须要消灭这样的地方非法军队,明治政府才可以稳定。因此明治政府调集了几倍于萨摩军队的国家军队(皇军),称萨摩的带兵陈情为叛变,并要西乡隆盛投降。西乡隆盛这时处在了非常尴尬的地位,他不愿意和自己创立的国家军队作战,又无法放弃他有保护责任的武士军队;他没有办法投降,也无法积极作战。于是他消极迎战,将实际的指挥权交给其他人,自己只是名义上的统帅。在鹿儿岛的最后一战中,他自杀殉职,留下的最后遗言是时候到了,该走了。倒是一派武士风格。

在鹿儿岛,到处可以看到西乡隆盛的痕迹,俨然他是最受欢迎的人,而当时与他处于敌对位置的大久保利通,虽然是明治政府的正统,现在却没有这样抢眼。西乡隆盛战死之后,他的遗体和其它的两千多战死者的遗体一起,被运到了光明寺。之后在光明寺附近的山坡上下葬。西乡隆盛死后被称之为南洲翁,这片墓地被叫作南洲墓,也叫南洲公园。这片墓地很大,埋的全是萨摩的武士军队。因为他们被政府称之为叛军,是没有办法进入靖国神社这样的“正统地方的,因此被葬在这里。西乡隆盛的墓在墓地的最中央,他的旁边是他主要战友的墓。在墓地的旁边有一个简单一些的南洲神社,是纪念西乡隆盛的。西乡隆盛因为是叛军,所以墓葬有些简单。但是在1898年,他去世20年后,鉴于他的功绩、影响以及当时的政治需要,西乡隆盛高大的铜像被立于东京的上野公园,等于适度被平反。于是他在鹿儿岛的墓地也逐渐地庄重起来。明治天皇向他的墓地赠送了祭祀工具,东京市政府在昭和14年,向他的墓地赠送了高大的石制长明灯,感谢他当年为了保护东京不打仗而和幕府签订的和平协议。墓地前并且有胜海舟给他写的怀念诗的石碑。值得注意的是,1909年中国同盟会的领袖黄兴曾经到这里参谒过西乡隆盛墓,后人并为此立了高大的纪念碑。在这个墓地里还葬有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海军的日本海军统帅东乡平八郎的哥哥。看墓的人讲,当时东乡平八郎在英国学习海军,他的哥哥参加了“西南战争”并战死,不然东乡平八郎也会参战。据照片来看,东乡平八郎后来也来参谒过这个墓地。萨摩的军队一直在日本的军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日俄战争时日本方面的陆军统帅大山岩和海军统帅东乡平八郎都是出自萨摩。在鹿儿岛市内的西乡隆盛的纪念像前题字的就是东乡平八郎。

无疑,西乡隆盛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最受争议,也是目前在日本最受欢迎的明治维新的人物之一。此人保守、率性、敢作敢为,颇具日本传统的武士风格;而且在明治维新中功劳最大,罪过也最大,但是100多年过去了,日本人仍然对他念念不忘,历史上也有不少的中国人尊敬他。东京的西乡隆盛铜像上所镌刻的字是敬天爱人,应该是符合他的吧。

明治维新和亚洲

德川幕府下台以后,日本出现了个很怪的变化。就是原来因为攘夷而反对幕府的倒幕派,在上台以后, 一改原先的态度, 开始支持“对外开放的政策。这个转变使得他们实际继承了幕府的对外政策。他们好像在突然之间明白了,攘夷是走不通的,日本需要学习外国,应该开放。当然在此之前,萨摩和长州是支持对外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就使得新成立的明治政府马上开始推动日本向西方的学习。

日本用非常快的速度建立起了现代的政治体制,废除了传统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个现代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这个制度下,地方政府变成了县,取消了封国;建立官僚体制,用官僚替代武士;建立司法体制;建立两院制的议会;允许成立政党,代表不同的利益进行政党间的竞争;成立内阁,建立政府的不同部门;在军事上废除武士制度,建立征兵制。在社会体制上,废除社会的等级制度,废除武士制度;推动现代的教育,现代的大学开始出现,允许新闻自由,出现现代的报纸。再加上日本大力推广工商经济,推动工业化的发展,推动国际贸易。这些使得日本很快地走向了成功。这个成功也意味着日本脱离了古代的传统,走向了现代,而当时,走向现代就是走向西方。日本很快地在东方建立起来了一个现代西方国家。

在这里不打算全面的解读日本现代化成功的原因,只打算从文化上的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来看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该如何解释呢?其实,日本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从古代开始就和世界上有着对外文化方面的开放,锁国政策只是一时的。从日本的传统文化来看,神道教受到中国道教的影响,一些地方很是相似;日本的佛教无疑是受到了中国佛教的影响,甚至于佛教的不同流派也和中国佛教一样;中国儒学在日本的影响也很深,朱子学、阳明学甚至在日本的作用要大于在中国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些优秀的东西在中国可能没有保存住,但是在日本保留下来了,例如花道、茶道、匠道等。在此之外,日本也很早就向西方学习,兰学——荷兰的文化影响是日本最先学习西方的内容,日本在19世纪就翻译了荷兰人体解剖的书籍,影响了日本的医学甚至是日本的文化发展。在另外一个原因方面,日本的人口构成也比较简单,单一的民族结构,和比较单一的宗教和文化构成。这样的两个基本原因,使得日本比较容易地出现共同的意愿和现代民族意识,国内的共识容易形成。所以在面对西方进入和影响到日本思想、政治和社会的时候,日本对西方的反应,会是比较一致性的,即便内部有冲突,也容易调整。明治维新是日本遇到的千年难遇的历史大变革时期,传统的文化应该是很难接受完全不同质的西方文化,但是日本做到了,并在之后迅速倒向西方。因此,日本文化虽然是很传统的,但是实际上又是非常开放的,开放到可以全盘学习外国文化——日本在历史上是如此对待中国文化的,也是可以如此对待西方文化的。只要是好的, 比我强的,都可以学,而且要认真的学,不必介意其它的。这种实用主义的精神实质,要远远强过中国。这就导致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日本走上一个全盘学习西方的道路,从结果看起来又是成功的。从日本的现代化过程来看,这里并没有在其他许多国家看到的传统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剧烈冲突。日本将传统和现代做了二元处理,互相隔离。因此在日本的道路上虽然可以看到保守和激进之间的冲突,但是并没有出现那种对西方文化刻骨仇恨的力量和思想的出现。即便在二次大战后,日本二次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而是比较成功地就实现了宪政民主。

日本明治维新的大转变,使得日本迅速地发展起来,包括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很快地壮大起来。以这样的实力,日本军队在1895年的甲午海战中打败了当时亚洲第一的大清海军;在1902年日本与英国结盟对付俄国,等于当时的世界霸权国家愿意承认日本的地位;接着又在1905年在海上和陆地上都打败了俄国军队。尤其是日俄战争,一个小的东方国家战胜西方大国的胜利,轰动了世界。日本的胜利成了全球化过程中,第一个出现的亚洲国家学习西方,并打败西方的国家。这是第一个学习西方成功,现代化成功的亚洲国家。面对日本的成功,日本著名的学者福泽渝吉当时就提出了日本应该“脱亚入欧”,成为一个标准的欧洲国家。不仅如此,日本还应该担任领导亚洲国家摆脱西方侵略,成为现代国家的责任,这在日本著名记者德富苏峰的言论中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讲法。由此,就日本成为能够很快地摆脱现代和传统的冲突,成为现代化国家来讲,日本对西方的反应是成功的。但是这样的结果也使得日本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成功的西方国家,并开始用西方的方法来对待亚洲的其他国家,特别是要用武力来完成日本在亚洲的领导“使命”。

对于亚洲来讲,日本成功的影响力之大,对后世的影响之深是明治维新没有想到的。一时之间,日本国富兵强,成为亚洲国家成功应对西方挑战的样板。日本的成功,不只是达到了国富兵强的结果,而且还成为一个亚洲地区当时时髦的现代民族主义的旗帜。当时的亚洲大人物,包括孙中山、甘地、尼赫鲁都振奋不已。于是一个亚洲各国学习日本的潮流开始出现。中国、越南、埃及、印度、伊朗、土耳其的人都到日本学习,了解日本是如何成功的,而自己的国家应该如何办。

从亚洲的历史来看,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开始的时候,亚洲的反应是最为重要的,决定了这个全球化能否顺利进行。从历史上看,欧洲和亚洲都处在欧亚大陆上,既互相交流,也互相冲突。历史上,欧洲有时强于亚洲,但是很长时间内亚洲要强于欧洲。西方的此次扩张,挟带着知识、教育、思想、技术、贸易和军事等方面的全面优势,亚洲国家无法对抗,也没有准备,欧洲明显要强于亚洲。不过当时亚洲各国的反应却是不一样的,因此结果也是不一样的,一直影响到现在。

西方在亚洲扩张,首先是到印度。而印度当时是一个由穆斯林统治的莫卧儿帝国当家。面对英国的强大力量,莫卧儿帝国不知如何应对,而帝国的强大军队,居然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私人军队打败,而最终帝国的统治也无疾而终,悄悄地消失了。而奥斯曼帝国,这个东方穆斯林世界的领袖面对英国也无法应对,手下的土地开始分崩离析,被周边的国家蚕食。东方的大清帝国对此的反应也是失败的。对于外国的开放贸易口岸,中国先是反对,但是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中国开放口岸。

就原因和结果来看,概括来讲,亚洲的反应可以归结为不同的类型。日本是将传统和现代分开,走两轨道路,彼此不交叉,减少矛盾;印度接受现代,但是要把传统带进来,一起发展;中国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一定要找到结合点,而且以中国为主,外来为辅,因此矛盾冲突不断,没有结果;穆斯林世界是一部分可以学习和接受现代,但是另外一部分随着民族主义的高涨内心的仇恨和失落也很快在发展。

就印度来讲,莫卧儿帝国在西方面前莫名其妙的垮台对穆斯林世界不是好事,但是对于印度教来讲却是一个好事。印度教从几百年的穆斯林统治中解脱出来,印度的传统文化从伊斯兰文化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可以独立自由地发展。印度教的重新发展,虽然和西方文化有许多的冲突和差异,但是没有产生对于西方文化的仇恨,只是印度教不愿意全面接受西方文化,但是可以接受某些方面,例如自由民主和法治,而不是生活和精神方面。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印度很容易就在印度教的基础上发展出来了后来对世界有深远影响的“甘地主义”等非暴力运动模式,并引导印度取得了独立,建立现代国家。印度的道路和日本的并不一样,并没有要完全成为西方国家,不仅对于经济发展不大重视,而且要力图保持和发扬印度的文化特色。

对于穆斯林世界来讲,反应就和印度和日本不一样。西方力量的强大,使得他们无法抵抗,这在亚洲穆斯林大国奥斯曼和伊朗的政治领袖的高层是很清楚的,因此穆斯林世界一开始的反应是和日本一样,接受现实,并要向西方看齐和学习,这是一种快速的反应结果。甚至在伊斯兰教内也有人酝酿要实行改革,而且要像马丁路德那样改革伊斯兰教。因此当日本取得成功以后,许多穆斯林也到日本参观学习,甚至奥斯曼帝国还派了一个高级代表团到日本参观学习。之后,穆斯林世界在对待西方问题上分成两个大派别。一个导致了后来土耳其凯末尔的改革,使土耳其成为了一个现代国家,后来又有许多地区效仿。但是另外一派始终要维持穆斯林的传统,这样改革就退潮了,原因有许多。大概可以是,第一,他们认为西方对亚洲是侵略,要掠夺亚洲资产和人民,尤其对穆斯林世界如此;第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历史上的长期冲突,使得伊斯兰教难于接受基督教国家的“现代化”;第三,伊斯兰在历史上的辉煌,难于承受当时西方的成功和本身的失败;第四,伊斯兰文化传统上的保守主义内容,难于接受世俗化,一些国家例如土耳其在快速的改革中实现世俗化和现代化,但是一旦改革拖长时间则难于持续。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和其他亚洲国家不同,在穆斯林世界中出现了一种仇恨西方的心态,并在思想、文化、宗教的层面上,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领袖接受了这种恨西方的思想,一股劲地要恢复保守主义的心态。这个最明显的是阿富汗尼(Jamel al-Din al-Afhani)的表现。这个出身于伊朗的穆斯林的高级民间政治家和思想家,走遍了奥斯曼土耳其、伊朗、埃及、印度和阿富汗,也到过欧洲和日本,广泛地接触了各种文化和思想。一开始他的态度和日本对待西方的态度一样,不喜欢西方但是认为应该要向西方学习,要推动改革,实行改变。但是阅历多了以后,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开始大力提倡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对西方的态度越来越仇视。他的影响力之大,影响了几代伊斯兰世界的知识分子,直接导致后来直到现在的穆斯林兄弟会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也包括霍梅尼。这样的变化在其他亚洲国家的文化中没有见过。当然这样的思想路径,并不是代表了穆斯林的全部想法,但至少反应了亚洲文化上的一种变化路径。

回到中国。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刚开始的时候有些和日本相似,也和穆斯林国家相似,先是对国外的侵略表示反对,不能接受,实行抵抗,失败之后继而认识到中国落后了,特别是在技术层面,因此应该向国外学习,在国内推动改革,推广发展现代工业、兴办现代教育,继而应该举行社会、政治和思想方面的改革。日本的成功使得中国也想走同样的道路。当时走在时代前面的中国人,例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都在日本。虽然日本近在咫尺,日本的经验有那么多的中国人感兴趣,但是中国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就是没有走上日本的道路。从历史结果来看,大概的发展是这样的:第一,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避免革命的命运,君主立宪也没有搞成,几场革命相继到来;第二,清政府被革命推翻之后,军阀混战,中国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实际上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直到抗战才有了一个中央政府,但也是弱的;第三,直到49年为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一直也没有搞成,经济始终贫弱,日本侵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四,经过近200年的努力,中国的宪政民主也没有建立起来,只是在1912年有过一次还算成功的全国选举。

如何解释中国的原因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但是如果只从和日本在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上来看,还算是可以比较的。在学习外国的文化上,日本可以做到保持日本的传统不变,而全心全意地全面学习外国。日本的一个特色就是让自己的传统和向国外的学习处在并行的双轨上,使之不发生冲突,各搞各的,这样传统文化就可以和现代文化互相发展,直到互相适应,而不互相冲突,避免了许多问题。例如日本人在穿传统服装的时候,不得带手表和其他装饰,要保持和传统一样;但是在穿西服的时候就必须是全套西式打扮。而对于这一点,中国却做不到。中国一定要让传统和现代相适应,或者传统和现代一定要结合,但是实际却又无法适应,也难于找到适应点,永远无法形成共识。例如马列主义就必须是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也必须是中国式的,等等。这造成的结果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文化之间总是发生冲突,无法配合,结果就一定会是中国特色的XXXX,实际则是中国为主为体,西方为辅为用的延长,从19世纪到21世纪都是如此。中国至今走不出来,难于融入到现代化中。

应该讲,比较的来看,在亚洲各国中,在反应西方现代化挑战的过程中,日本的变化是最早也是最成功的,但遗憾的是后来走了弯路。印度其次,但是印度教重人不重物,对印度的现代经济发展不利,是印度的现代化需要调整的;中国的遗憾是这个老大帝国至今还在探索现代与传统、民主和专制、法治和自由的关系,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匹配点,始终不成功,也走不出来;成功的方面只是在实用主义的认知传统上最终认可了经济(物质)的现代化。亚洲穆斯林应该说现在问题很大,一些认可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国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一些地方由于穆斯林的传统保守主义对现代化和西方的仇恨仍然在扩大,这很明显地会影响到他们的长期发展以及和其他文化、国家、民族的关系。